帕布莉卡我始终记得高考结束的那一个夜晚。
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宿舍里面看一本书，书名不记得了。整栋楼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都飞奔在黑夜里，制造他们也不知道的“疯狂”。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看见楼下一个女生，被一大伙女生拽着来回作集体移动。她弓着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向后，疯癫的身体甩动着附着在她身上的女孩儿们。她们焦急的抓着她，也并不是真的担心她干出傻事，只不过只有这样，他们才算没有缺席高考后寂寞的狂欢。有了回忆的资本，事后讲起，每个人都分外惊诧一个瘦小的女生竟能灌下整瓶的白酒，私心里，却品味着那一晚的骚动，按捺不住的欢愉。
其中一个颇为高大的女生，高声近乎呵斥地唤着“发疯”女孩的名字，上串下跳，生怕她们控制不住场面。我托腮望去，心想，难不成她是要冲上二楼再往下跳，或者是就地纵身，跳进那发绿的鱼塘？
十八九岁，正是用来造的年纪，至少可以做到精神上的为所欲为。
2001年6月，高考结束，大家放肆的青春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像是长久未放风的囚犯，突然涌向灿烂的日光，大家都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然后他们开始凭借想象，肆意妄为。
高考结束成为所有人张牙舞爪的借口，仿佛多年的仇恨得以释放，他们飞奔着冲向黑暗，就像蝙蝠一样，横冲直撞，却发现多年的苦难已让他们分不清谁是敌人。
我听见，嚎叫的声音，刻意地撕心裂肺。
高中那三年，我们的敌人仿佛不是高考，不是未卜的前途，也不是自己的懒惰与自私，更不是荒唐和愚蠢，而是时常把这些词挂在嘴边的老师们，尤其是那几个会动手的，每个人都有了一个外号，打得最狠的那个叫奔奔，是班主任，奔奔是昵称，最初的时候大家管他叫“奔头”。我仔细回忆了一下，他的额头其实圆润饱满，并不是难看的“奔头”，甚至还有一丝好看。我最后一次梦见他是婚后的第三年，在那之前，每隔一段时间总要梦见他的脸从教室后门的玻璃窗上映出来。在梦里，我的眼睛好像长在后脑勺上，总能看见他的脸，然后打个冷颤，醒来。
这样的梦在上本科时，尤为频繁，甚至有几次立马要翻身端坐起来。以至于我现在再回想他的脸，仍然很清晰。因为天生略微地包天，嘴角微微上扬，他总是给人一种在微笑的错觉。
八零后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总是充满了简单粗暴的言语和行为攻击。有些老师似乎要把肚子里能用来侮辱人的毕生所学都倾泻出来，仿佛唯有那样，我们才能像芫荽，吸饱了粪便后，茁壮成长。然后像机器一样拼命逃离那个小县城，奔向大城市。而我的老师们，从此便圆满了。
那些搜肠刮肚的侮辱和变着花样的谩骂，和我们最后的远走高飞，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我猜书中那些来自虚幻世界的诱惑才是真正驱赶我们逃离的真正动力。
十八九岁，毕竟自私又浅薄，并且爱慕虚荣。
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世界真是矛盾的很。在学校要努力保持队形，到处都漂浮着过剩的荷尔蒙，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有可能发生传说中的小鹿乱撞的一见钟情。那时候的爱情就像是化学课上的实验反应，一点就着。所以情绪上要保持时刻准备着的状态，以免对方深情脉脉看向你，你却在啃食花卷夹乳腐。最糟糕的情况是，还看见你掉了一坨又捡起来吃了。
看的都是安妮宝贝儿那些似是而非，不知所云的书，似懂非懂却又极度赞同，沉浸在像是醉酒的恍恍惚惚中，像是被那样的文字看透，如饥似渴地追逐没有情节的结尾。满心满脑子都是郭敬明那些暧昧不清，妖娆做作的语言。
然而已经忘却年轻滋味的父母才是这一切美好的摧毁者。我父亲就是简单粗暴的典型，时常一阵见血地指出我的致命缺点，让我有时突然暴跳如雷。但是读到高中，他已经不再打我。其实他从未真正打过我，有一次他记得狠狠抽我，我不记得了。我记得他用一个盒子打我的嘴，他不记得了。还有一次他气急败坏想要打我，我太瘦缩在黑暗角落的沙发里，他以为我害怕得跑了，没打成。
来自学校和家庭的“攻击”时刻提醒着高考的水深火热和异常残酷。但是八零后大概有一种集体情绪，远离学校老师和父母，像是精神乌托邦，建立在极高的自我认知上，走路带风，面无表情，藐视一切。即便拿着搪瓷洋碗去食堂打饭，姿势也要帅，那是一种超越一切的自我表达，就像求偶的雄性孔雀，郑重庄严的展示自己的羽毛。
本就超载的自我意识终于在高考结束的那一晚炸裂开来，每个人都有了五花八门，奇形怪状的真身展现。每一个角落都发生了不为人知的故事。
读完平原上的摩西，脑海中不断回放这些片段。
一段生长痛的告别，一个未知生命旅程的亢奋，一个无法限量的未来的恐慌。
当我回宿舍搬东西回家，家当已经被洗劫一空，只留下无用的课本，甚至连写满暗恋的日记本都被偷了去。三年前家中清理旧物，我所有的东西，连同另一本日记本也被妈妈扔出去烧了。
往事随风，心中并没有不舍。如果都要储存，恐怕早已发霉。存于心中，每每回忆起来，感觉都不太一样。
李YO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