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郑振铎的死
史飞翔
近读郑少康《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其中写到郑振铎的死，读后惊讶不已、感慨万千。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受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之命率领我国文化代表团访问阿富汗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17日一早，拂晓，天色乌黑。郑振铎早早就起床了。写完当天的日记后，他又给与巴金合编过《文季月刊》的靳以写了一封信，敞开心扉地表示自己要好好改造思想。与此同时，郑振铎年近八旬的母亲也早早地起来给儿子做了福州家乡风味的菜点——肉丝海米炒的米粉丝和蛋皮紫菜汤。这两样虽都是极普通的家常便饭，但郑振铎从小就最爱吃。郑振铎吃早餐时，年迈的母亲就坐在桌旁，慈爱地看着两鬓已有些灰白的儿子。郑振铎的夫人则在一旁帮他收拾行装。7时许，郑振铎起身向母亲辞行，说：“妈，我走了。”又和夫人说了声：“我走了。”便驱车前往机场。不想，10时左右郑振铎又笑嘻嘻地回来了。原来机场大雾飞机不能起飞。“老天爷留我在家多呆会儿。”郑振铎说。
午餐后，郑振铎又睡了一个十分香甜的午觉。下午3时许，代表团来电话，说机场方面通知飞机可以起飞了，郑振铎又重新启程。临行时，他又笑嘻嘻地对母亲和夫人说：“这次，我是真的走了！”不料这句话竟成了谶语。
很快新华社、塔斯社便传来消息：17日，一架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图104客机在苏维埃楚瓦什共和国的卡纳什地区失事炸毁，机上乘客和飞行人员全部遇难。谁也没有想到，一句戏言竟会成真。郑振铎这次是真的“走了”，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地“走了”。这时距离郑振铎60岁生日只差两个月。
10月26日下午，代表团16名同志的骨灰在当地火化后由苏联军方用专机护送到北京南苑机场。由于护送者中有苏联空军主帅热沃隆科夫，中方派了空军副司令员前往机场迎接。机场上秋风萧瑟，天空暗淡，许多人禁不住低声呜咽。郑振铎的生前好友矛盾、夏衍等都来到机场迎接郑振铎的骨灰。当夏衍接过郑振铎的骨灰盒子时，泪水一下子就流了出来。这时，他想起自己这位相交数十载的、被朋友们戏称是“大孩子”、“老天真”的老友生前常跟他们开玩笑时说的一句话——“坐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死掉，大概是一种最痛快的死法。”一句戏言，不幸再次被言中。想到这，夏衍更是悲从中来……
读到这，我忽然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笼罩着我的全身，眼泪都出来了。世间事是如此的神秘，这究竟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冥冥中的一种预设？郑振铎之死让我联想到佛教中的“口业”。佛法教人不妄语、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注重“口德”，这是因为口舌往往会牵扯到一个人的福报祸福，所谓的“命”正是如此。持明居士说：“裨由知命而达命，由达命而造命，由造命进而再解脱生死轮回，不再拘泥于命理，五行，而能回向上乘。”又说：“命理精深缜密，推算繁难，昔孔子罕言命，子贡叹天道不可得而闻，岂无故哉。知命最难，造命实易，但尽人事，莫问天道。”
郑振铎的死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行于世，应有所忌、有所惧、有所畏。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