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历史不是简单的知识
而是深邃的文化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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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李定一（1919~2002），字方中，重庆铜梁人。台湾当代知名历史学家，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知名教授，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四十余年。
李定一是史学大师钱穆先生20世纪40年代的弟子，十九岁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系，受教于钱穆、陈寅恪、张荫麟、邵循正等名师。二十七岁进入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师从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学者韦伯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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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华史纲》叙述起于上古传说时代，止于近代辛亥革命巨变的历史，一书读完中华5000余年的历史变迁。
李定一先生从构思到成书花费三十余年，年近古稀终成此作，然大陆得以面世又波折十年。可见观念之先进，异于陈旧思想。揭露了传统历史教育中被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下的问题和事实。从中看到了许多我不曾想到过的史实。
对于一些似有定论，或者说我们从小接受的历史课本中的“史实”，李定一做出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分析与判断。如多数人认为秦始皇是专制残酷暴君的代表，李定一认为这个评价的部分原因是：“秦始皇及二世享国仅十五年而亡，并无孝子贤孙长久促使无耻的文人去颂扬其祖先“圣德睿哲”“宽仁内蕴”“天质英毅”等“圣德”，又无争宠的佞臣芟削其丑恶谬妄的言行。所以对于秦始皇的评论，遗留下来的只有六国遗老宣泄其对秦深恶痛绝的言论。”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这四十个字，将秦始皇对历史了解之深刻，认识之正确，为生民和平养息的抱负以及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全部道出。
且知秦始皇“坑的是方士和术士，而不是儒生”，“焚书坑儒”亦非字面之意。倒是项羽、董卓、刘玄之辈，毁我中华文化根基之深重，危害远甚于秦始皇和隋炀帝。
隋炀帝虽非良主，但“炀”给的亦是苛刻了些，暴虐远比不上桀纣。引起隋朝民众叛乱的，不是隋炀帝修建大运河，而是他三征高句丽的失败。李定一指出：“大运河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非有极远大的眼光与气魄，非有极雄厚的财力、人力与企划力不能完成，可与长城媲美。可惜兴创这两大工程，嘉惠后世最为深远的伟大人物—秦始皇与隋炀帝，都被他们以后的皇帝们所嗾使的文人所诬蔑与丑化了。”
此类例子多不胜举。在王莽篡汉的问题上，李定一认为，王莽是顺应民意代汉而不是篡汉，篡汉之说是光武帝刘秀对民众洗脑的结果。唐代所谓的“牛李党争”，并不是牛僧孺与李德裕争权，而是寒门进士出身的牛僧孺、李宗闵结党营私，对豪门世族李德裕发起斗争。在人们固有的观念里，北宋从始至终都和辽打个没完，每年向辽交纳大量绢、银，但实际上终北宋之世，耗竭宋廷人力、财力最甚者是西夏而非辽。“郑和下西洋”并非为了寻找建文帝，主要目的是寻找对付强大的帖木儿帝国的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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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不仅使我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在世界观的认知上亦发生了新的变化。颇赞同作者所说的“避免以今非古，以我非他”之观点。
我们在谈论历史也好，现实也罢，站在什么角度去看，或以怎样的知识水准去看，结果亦是不同的。观历史，须根据当时时代知识加以评论。观现实，须认识真理的相对性，懂得合理与不合理仅针对当前时代及此时的认知水准。
我们现在所认为的合理之事，放在过去亦或将来，或许就是有悖常理，代表异端，遭人唾弃的。有如哥白尼“日心说”、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等等。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每一项新兴事业，都不知道要经过多少辩论，受多少阻挠，主持之人也不知道要忍受多少埋怨，承担多少责难，方得功成。
所以我们看问题需要辩证，不能仅仅因为有悖常理，与世格格不入，便认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要用发展的眼光去审视，去分辨，利弊在何处，此时不行，未来是否可行。同时我们也要知道，合理是相对的，不合理也是相对的。社会的发展，会使相对合理变成真理，亦或是反面，同时产生新的相对不合理，也会使相对不合理变成相对合理或是真理。这取决于认知水平的不断进化和社会体制的不断革新。而我们要做的，是适应时代的变化，在相对环境下，做相对合理之事，对相对不合理之事要有主观意识，不盲目摈弃，也不随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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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摘要：
汉高祖匹夫得志，大封子侄，遂有“七国之乱”；晋武帝权臣得位，大封司马氏，立召“八王之乱”。后者诱导“五胡乱华”，使中华文化险遭覆灭，乃短视与自私的结果，罪莫大焉。
秦始皇是中华世界的缔造者，汉武帝是中华世界的守护者，他们二人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贡献照辉古今。
清人入主中国，自视为金人的后裔，对于抗金的岳飞被尊为武圣人颇不自安。且时人多好读《三国演义》，清人遂因势利导，改尊关羽为“武圣人”，以小说对关羽忠于“结拜兄弟”的描述，去潜移默化岳飞忠于民族国家的精神，以期有利于其统治。这个釜底抽薪之计相当成功。清政府已随风而逝（1911） ，它残留在民间的恶劣虚相，何时消失？
知识分子的精英逐渐由积极的干政与参政，变为逃避现实、脱离人群。腐败的官僚集团，绝不能容纳士人中的精英，最终只有变本加厉地陈腐下去。内伤过甚，外邪一侵，王朝便如摧枯拉朽般崩溃无余。
宋、齐两朝的皇帝，不是残忍不仁，便是荒诞不经，固与其出身微贱，毫无文化陶冶有关，更与刘裕的摒斥世族与只任宗室至亲的政策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习染了魏晋以来破除名教、恣意纵情的风尚，而缺乏名士们飘逸清玄的生活境界，遂养成极单纯的纵情肆意的禽兽行径。这种人一旦成为唯我独尊的皇帝，自是秽乱无耻，无恶不作。
原有的愤世嫉俗、虚矫饰情、谈玄说老、手执拂尘以自鸣高雅的风尚，被残酷的现实一扫而光。崇实务本、知书识礼的风气逐渐流行，终于使前汉董仲舒以来朴质的儒术复苏，逐渐在中原产生影响而形成一个新的局面。
太平军便是原本潜伏在大清帝国身体内的暗疾，是受了外伤迸发出来的险症。
每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不必问其文化的类型如何，都必有一种全民族共同秉承的理想为其一切外形活动的尾闾。姑无论该民族历史所表现的史事如何错综复杂，然人们总能从那些错综复杂的史事中寻究出一些线索；然后以此线索为准绳，去观察或分析其历史，更进而探究其所表现于外形者，能否与其全民族所秉承、所追求的理想相契合；据此就其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而论断其民族历史之进步或堕落，方不致贻以今非古、以我非他之讥。
结语
《中华史纲》是一部充满思考的书。李定一在自序中坦言：“读历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理解史事的因果关系。”
在结尾处李定一写到：中华世界的形成以至壮大，再历尽波涛汹涌、兴衰起伏。其间有光辉绚烂、耀烁千古的时代，也有暗晦腐蚀、堕落恣戾的时代；有血泪交织、可歌可泣的故事，也不乏卑劣残鄙、糜烂贱污的秽事。无论我们从哪一个角度去批判与评估它的价值，也无论这些批判与评估的内容如何纷繁复杂，但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定的，即它自成一文化体系，独立发展，与古代的印度文化、近世的西洋文化，同为人类文化的三大类型，对人类均有迥然不同的贡献。
人生有起点，阅读也有。一部好的作品，是奠定认知的好起点。《中华史纲》便是历史认知的好起点。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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