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由R.J.帕拉西奥[1]（R.J.Palacio）创作的《奇迹》（Wonder）讲的是一个即将上五年级的小男孩的故事，这本书促使我想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接下来我就讲一讲这个事，但首先我得唠叨一下自己的体重。
每年一月，我都会买一堆减肥书，买回来马上就读，并坚信今年肯定能最终把体重减下来。
在一段时间之内，我会坚持得不错，只吃去皮去骨的鸡胸肉还有喝水。但在这之后，甜甜圈和啤酒就又回来了，体重也随着这些食物回归了。我会督促自己一阵子，但还是会重蹈覆辙，只能发誓明年会做得更好。不是明天，也不是下个月，而是明年。既然我的新年愿望已经没了实现的希望，我可以再等上十一个月再认真考虑这件事。
当然，有些减肥书籍本身写得就不怎么样。那些提倡吃西柚减肥的书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不管我多么虔诚地遵守书中的指导：人不可能光靠吃西柚（以及一些允许的蛋白质）过活。但有些书很不错——说实话是很好——建议合理、逻辑清晰、安排得当。如果我遵照这些建议执行，我肯定能发生改变，而且效果还会不错。那么，为什么我发现自己遵从靠谱的建议这么难呢？
我读过的一些其他书籍，比如查尔斯•杜希格[2]（Charles Duhigg）的《习惯的力量》（The Power of Habit），解释了为什么我总是难以改变习惯，并告诉我如何做才有可能成功。杜希格（Duhigg）列举了一些研究证明，人要想改变一个坏习惯（比如饭后大吃巧克力，花太多钱买那些几乎不怎么看的杂志，在互联网上浪费时间），或是培养一个好习惯（比如去健身房做有氧运动），需要发现其中的线索，并建立起一套奖励机制。而我一直以来是从没有给自己留太多时间或是给自己设立什么奖励的。
我们购买并阅读那些关于自身提升的书籍是因为我们相信自己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变得更苗条、更健康、更富有，成为更好的自己。这些书可以帮我们描绘出我们想变成的样子，而这可不是个小事情。改变习惯是非常难的一项大工程。我想，如果任何一本书能够无须艰苦的努力和付出，就能像变魔法一样产生神奇的效果，那么也就意味着这类书走到了尽头。如果有哪本减肥书能保证所有人都能成功减肥，也就不用再出版其他的减肥书籍了。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我们大多数人读书是为了获得指导外加逃避现实。当我们流连于书店的自我提升、经济、心理学以及减肥区时，我们一般会告诉自己说，我们只是对某种指导感兴趣。然而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也许只是翻一翻某本宣传西柚减肥法的书（看着那些漂亮的西柚图片），就会让我们感觉到会瘦一些——哪怕只是坐地铁回家的路上那一小会儿。以这种观点看，我每年像上供一样地买减肥书真的有那么值得后悔吗？这个习惯的唯一问题在于，我并没有彻底地检视自己的动机；我把逃避现实错当作自身改变的愿望了。
同时，我们中会有一些人去小说区寻找激励自己进步的动力。我读小说的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描绘出了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比如说，在一部标准的刑侦小说中，我更希望成为侦探而非杀手。而在人物关系更复杂的作品里，我可能会把自己的行为同时与一堆不同的角色相比较，或是被某个角色的某方面特点所吸引，但同时也对另一个留心。在重读简•奥斯丁[3]（Jane Austen）的《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时，我希望自己具有伊丽莎白•班内特[4]（Elizabeth Bennet）的强大和责任感，但又希望自己不要像她在小说中大部分时间里那样，对身边发生的事情太快地下结论。
但我想小说的大部分作用是潜移默化的，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我们。有研究显示，读小说会使我们变得更加有代入感。我更愿意相信，即使就我自身而言，我并没有始终朝某个方向去努力，但现在的我还是会比初次与利兹•班内特[5]（Lizzy Bennet）相识时少了些傲慢，也没那么怀有偏见，尽管此时我身上相当程度的傲慢与偏见仍不可避免。
有句谚语说：在你穿着她的鞋走完一英里（约1.6千米）之前，你不能评价一个人。小说当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绝好方式。否则，你怎么可能身处十八世纪的法国革命前线，或是在飞往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JFK）回家的途中被困在一个太平洋小岛上？在读维克多•雨果[6]（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 é rables）时，我陪着冉•阿让[7]（Jean Valjean）把鞋子磨破了不少，就为了从沙威[8]（Javert）的手中逃脱。在阅读威廉•戈尔丁[9]（William Golding）1954年的小说《蝇王》（Lord of the Flies）时，我也在奔跑，这次是陪着英勇的拉尔夫[10]在森林的熊熊大火中奔跑逃生，避开对手杰克（Jack）和其他男孩子们。
并且，如果说减肥书籍会让我满怀着对于自我改变能力的不切实际的希望的话，那么我发现小说所起到的作用正好相反。我总是怀疑，在革命的混乱局面之中，我是会像冉•阿让那样呢，还是像无情的沙威那样去做。如果在被困的情况下，我是会站在拉尔夫和他的一小拨同伴一边呢，还是会追随杰克和他穷凶极恶的党羽。
阅读能向你发出挑战，让你弄明白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打算称之为“奇迹”[11]的挑战，这么叫既源于我提到的那本书，也指对于这种问题的思考状态。
如果需要将书分类的话，你可能会把《奇迹》看作是一本中级读物。它的出版发行面向的是已经能够读简单章节图书，但尚不能接受成年人的黑暗主题的四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这本书由笔名为R.J.帕拉西奥（R.J.Palacio）的一位成功的出版商和艺术指导所创作，故事的讲述从多个视角，以多名人物铺开。故事的主角，也是第一讲述人，是一个名叫奥古斯都的小男孩，这个孩子面部有畸形，多年以来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终于有一天奥吉十岁了，即将第一次踏入校门。
我当初拿起这本书，是想看看它是否值得推荐给我的侄子侄女们。可是一读起来，我就停不下来了。我非常希望奥吉能融入学校，找到朋友，幸福快乐——这样就能有一个除了家之外的，人们看到他的外表不会显得惊恐的地方。
一开始，对于奥吉来说，一切都比我预期的还要好。但很快，他就遇到了真正的残酷，而且更糟糕的是，还有背叛。这本书采用多人叙事的方式，带来了一种双重的体验：既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为何如此表现的动因，也为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提供了发声的机会。这本书帮助我们思考在我们面对相同处境，而又以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时，可能会有怎样的行为方式。作者甚至还在《奇迹》之后又写了一本书，增加了欺负奥吉的那个同学的视角，也就是那个称他为怪物，告诉其他小伙伴如果碰到奥吉就会感染瘟疫的孩子。
书中大部分的智慧来自奥吉的老师布朗尼先生。他有一个习惯，与班上的学生分享格言，帮助大家学习如何处理生活中的挑战和困境。然而学年中最重要的一课，是校长塔什曼先生在中学开学演说中带来的。他对学生们的教导很简单，但又非常艰巨：选择善良。我很惊讶但又高兴地发现，他在向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们解释善良时，提到了几本书。首先，他提到了一本J.M.巴里[12]（J.M.Barrie）的书[（他告诉学生们不是《彼得•潘》（Peter Pan），而是一本名为《白色小鸟》（The Little White Bird）的书]。他读到一句话“我们要不要制定一套新的生活规则……总是尽量释放出比该有的更多一些的善良？”校长解释说：“这句话多棒啊，不是吗？比该有的更多的善良。因为仅仅善良是不够的，人们应该比需要的善良更善良一些。我之所以喜欢这句话、这个概念，是因为它提醒我，我们作为人类，所拥有的不仅是善良的能力，还有对善良的选择。”
塔什曼先生接下来介绍了另一本书中的一个段落，这本书是克里斯托弗•诺兰（Christopher Nolan）的《时钟的眼睛》（Under the Eye of the Clock）。在这本形式新颖的回忆录中，诺兰用生动活泼的散文描述了他童年的故事，以及他作为一名诗人和作家的教育经历。诺兰1965年出生于爱尔兰，出生时就患有大脑麻痹，只能控制自己的眼睛和头。在父亲（读爱尔兰名著和世界文学给他听）、母亲（教他字母、经常与他说话）和姐姐的帮助下，他最初通过用眼睛传递信号的方式学习沟通，之后开始用一个绑在额头上像独角兽角一样的尖状物，在一个专门的计算机键盘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诺兰告诉我们，借助这套装置，他从十一岁开始“在自己人生的白纸上敲打出了文字。他的双手垂在身侧，电脉冲贯穿着他的身体，他只能通过一下又一下的点头，书写下因麻痹而丧失的语言”，而这语言已经在他的身体里被束缚了整个童年。诺兰后来创作了很多优秀又备受欢迎的诗歌、故事、戏剧以及一部小说，并且从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毕业。2009年，诺兰去世，享年43岁。
诺兰的回忆录在1987年，他二十二岁时出版。他在回忆录中用第三人称讲述，并称自己为约瑟夫。
下面就是塔什曼先生对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说的话：
“……那么，我们开始吧。在克里斯托弗•诺兰所著的《时钟的眼睛》一书中，主角是一个面临着非凡挑战的年轻人。有一部分，讲到的是一个帮助他的人：他班上的一个孩子。表面上，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举动。但是对于这个年轻人，这个叫约瑟夫的年轻人来说，这个举动……嗯，请允许我读给你们听。”
他清了清喉咙，看着书念道：“正是在诸如这样的时刻，约瑟夫在人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脸。上帝的光辉在他们对他的善意中闪耀，在他们的真诚中发光，在他们的关爱中示意，真的，他们的目光简直就像上帝在爱抚。”
他停顿了一下，摘掉了阅读时戴的眼镜。
“上帝的光辉在他们对他的善意中闪耀。”他微笑着重复，“这么简单，就是善良。多么的简单。在需要时给予的鼓励的话语，友好的行为。那一抹微笑。”
校长想让学生们懂得的是：“如果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给自己定下规矩，即不论身在何地，任何时刻，只要有可能，都要尽力释放出比必须的多一些的善良——世界真的会变得更好。如果你这样做，如果比必须的多给哪怕一点点善良，那么也许会有人，在某个地方，某一天，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脸。”
塔什曼先生又用心地补充说，他的听众就可以扮演“上帝”，用“任何政治上正确的，能够代表你所相信的普世之善的心灵之光”，这让他赢得了会意的微笑、开怀大笑和满堂掌声。
当我们看到这本书接近尾声的部分时，我们已经见识了可怕的恶意。但是，我们也在奥吉、在支持他的朋友、在他的家人以及学校的一些老师身上，看到了上帝（或者不管我们称之为什么）的脸。
要选择善良。每当我们的选项里有善良的时候——而我们几乎每天每分钟都在面对着这样的选择——这也是这本书会让我们记住的。
当然，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重塑人类的天性，布满了瑕疵的天性，就像没有一本书会像变魔法似的让体重从我们身上消失一样。即使是像《生活的艺术》[13]（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这样的书，要按照书中的建议，做比当下的我们更懒、更安逸享乐的自己，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想尝试更多一点地放松和享受生活，也需要自律。
然而，想象力和行动联合起来可以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实上，关于《奇迹》的一件美妙的事情，就是它源自于作者对自己变得更加善良的挑战。作者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米歇尔•诺里斯（Michele Norris）的采访时，就解释了《奇迹》的起源：她和自己的孩子们来到了一家冰淇淋店。当他们中的一个看到一个在左边吃冰淇淋的小女孩面部畸形的脸时，吓得哭了出来，跟着三个孩子都哭了起来。帕拉西奥（Palacio）感到非常无地自容，拽着孩子们冲出了店门。后来，她很生气自己当时没有更好地处理这件事情：“我本来应该做的其实很简单，只要转向小女孩，开始和她谈话，让我的孩子们知道，没什么可怕的，”她告诉诺里斯，“这让我思考了很多……如果你必须要每天面对的世界，它并不知道该怎样面对你，那么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啊。”
《奇迹》的大受欢迎是以一种最神奇的方式传播开来的：口口相传。读者、书商和图书馆工作人员都开始给别人推荐这本书。学校开始把它引入到课程中，这本书也成了全社区的人会一起阅读的书籍。换句话说，它如此强烈地展望了一种可能性，让人们开始自我反省，把它运用在生活和社会关系中。今天，它正在成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儿童读物之一。
所以，《奇迹》的挑战，在阅读这本书过后，事实上就是思考我们是否正在选择善良，并试图挑战自己能够活得更有善意。
因为，很明显地，人们可以去读这本书，自称喜欢这本书，然后毅然决然地把善良抛在脑后。同时，我希望如果我们倾向于善良，像《奇迹》这样的一本书会提醒我们这种倾向。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倾向，那么也许它会推着我们朝这个方向挪动一点点。当然，正如这本书已经证明的那样，它可以启动一种对话，帮助我们为儿童创造更安全的社区，并鼓励我们相互保持一个更高的标准。小说并不是为了把我们变得更好而存在的；但我相信它几乎总是能做到这样。小说让我们敞开了心扉。
至于我每年都如逢场作戏的减肥书籍和减肥任务，最终我的确还是成功减掉了十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减去的体重，而且两年多来，到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些肉基本都没有反弹回来。做到这些要付出很多，不仅仅是阅读一本书那么简单；我必须培养新的习惯，给自己触摸得到的奖励，正如查尔斯•杜希格早就预料到我会做的那样。我不得不更加认真地对待健身房。我不得不学习如何吃得更好（而且更少），并记得走更多的路。而且，我每天都要考虑这些事。
我也仍然在努力让自己更善良，而它不像体重和体脂一样容易测量。但我愿意认为每年我的善良都会变得更多一点，并且会一直保持下去。而当我的表现不尽如人意的时候，我常常会想到奥吉。
[1] R.J.Palacio，美国女作家、设计师、艺术指导。
[2] Charles Duhigg，美国记者、作家。
[3] Jane Austen（1775—1817），19世纪英国小说家，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文学家之一，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
[4] Elizabeth Bennet，《傲慢与偏见》一书中的女主角。
[5] Lizzy Bennet，即Elizabeth Bennet的昵称。
[6] Victor Hugo，法国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等。
[7] Jean Valjean，《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
[8] Javert，《悲惨世界》里的人物角色，冉•阿让的追捕者。
[9] William Golding，英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蝇王》。
[10] Ralph，《蝇王》中的主角。
[11] 英文wonder（奇迹）也有“思考”之意。
[12] J.M.Barrie，英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其最著名的作品是《彼得•潘》。
[13]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林语堂著，原书为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