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之歌》仰望伟大 -《为生命而阅读》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我认识的人中书读得最多的,他不仅是退休后读得多,他一辈子都保持着这种狼吞虎咽的读书劲头。他是一位剧作家、大学教授,他热爱读书。但他也是我认识的最有精力爱冒险的人之一,二战期间他曾在摩洛哥(Morocco)和欧洲的美国海军情报局服役,他的足迹遍布全世界。他还是一个游泳能手,非常喜欢水。他有着古典式的英俊外貌,古怪的幽默感,独树一帜、睿智渊博的性格,但他却不会到处显摆而是让周围的人感觉和他一样聪明。他是我们一家人最好的朋友。他的朋友遍布各行各业各个年龄层。他在临终前几天还在和世界各地的人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他每天都能收到许多明信片和信件。他还有一份打印版的日记,从青少年时期一直记录到他去世前。他拍下过并保存有数千张照片。
在上半个世纪或者说他这一生,我的朋友收藏了大量的书,有数千册。但当他快七十岁时,他开始或卖或送走了大部分藏书。而当他快到八十岁时,他决定从此只留下一百本书。对大部分人来说,一百本还是很多了。但对一个爱书爱了一辈子的人外加是一位退休教授来说,一百本根本不算什么。为了减少藏书量,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如果他要留下最近读过的某本书,他必须从一百本藏书中选一本送走。

我的这位朋友在他八十岁初时去世,死于一次中风。他留下的一百本藏书给我们这些爱他的人留下了一个他人生最好的写照:一本由书而不是词语构成的自传。因为热爱旅行,他的书架上摆着伊莎贝拉•伯德[1](Isabella Bird)、威弗瑞•塞西格爵士[2](Sir Wilfred Thesiger)和简•莫里斯[3](Jan Morris)的旅行书。因为挚爱摩洛哥,简•鲍尔斯[4](Jane Bowles)、保罗•鲍尔斯[5](Paul Bowles)和穆罕默德•马拉贝[6](Mohamed Mrabet)的书也在他的书架上。他是研究萧伯纳[7](George Bernard Shaw)的学者。因此他耍了一点小花招:共六卷的《萧伯纳戏剧全集》(Bernard Shaw:Complete Plays with Prefaces)被算作百本藏书中的一册放在书架上。里面还有关于摄影的书,比如《黛安•阿勃丝:启示录》[8](Diane Arbus:Revelations)。
大部分的书都很古怪——不是世人普遍认同的伟大作品,但对我的朋友来说确实有着不同的含义。对马提尼酒的热爱让他在书架上放了几本介绍这种经典鸡尾酒历史的书。他一辈子都很痴迷法国外籍军团[9](French Foreign Legion),这意味着P.C.雷恩[10](P.C.Wren)1924年出版的《火爆三兄弟》(Beau Geste)的初版一直都是他的珍藏。他的书架上没有留下很多小说,但在这少数几本小说里就有托妮•莫里森[11](Toni Morrison)的《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
我记得这些年来和他一起讨论《所罗门之歌》的情形,最早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他比我早几年就读过这本书,在它1977年出版不久后就读过。
《所罗门之歌》是莫里森的第三本小说。1993年,在她完成六本小说之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此引用瑞典文学院(Swedish Academy)的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妮•莫里森,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前美国桂冠诗人丽塔•达夫[12](Rita Dove)在2015年美国国家书评人协会奖[13](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的发言中称莫里森“不仅是一位散文大师,也是一位掌握诗歌情感与抒情语言的大师:她对语篇、俗语和方言的影响,改变了我们对通往内部意识的复杂路径的感知”。
我嫉妒那些还没有读过《所罗门之歌》的人。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感觉,一页又一页,我的胸口和喉头越来越紧。
这部小说主要是讲主人公戴德(Dead),绰号奶娃(Milkman)从北到南的迁移之旅,与当时二十世纪美国黑人从南方乡镇搬到北方城市里的“大迁移”正好相反。文中始终贯穿着飞行的画面——为了从危险中逃离的飞行,以及象征着自由的飞行;用脚走着的飞行和在空中的飞行。《所罗门之歌》是一部主人公时刻在移动的小说。
重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第一次阅读时完全没印象的地方,那就是奶娃的姑妈,彼拉多(Pilate)的一生在这本书中的作用。彼拉多不寻常的地方之一是她没有肚脐,因此其他人始终躲着她,把她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去。她基本上什么都没带就上路了:只有几块石头、一轴线和一本书——一本地理书——不仅陪伴着她,也指引着她。
但即使她没有被赶走时,她也变得越来越躁动不安,感觉不得不继续上路,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就好像是她的地理书给她打了标签,让她漫游全国,让她踏足到一个个粉的、黄的、蓝的或绿的州府。”
只有一本书,却打开了整个世界。
我还记得这位朋友和他的一百本书让我想到,如果我决定也这么限制我自己的藏书时,我该精减掉哪些书呢。即使我只能留下十本书,《所罗门之歌》也必然是其中之一。在我飞往拉斯维加斯的那趟颠簸航班上,它就在我推荐给那位西点军校学员的书单顶端。
我和我丈夫住的公寓里塞满了书。我们俩都收藏书。公寓里到处都是我们的书。每张桌子都是一个书架。地板也是一个书架。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小心地在随意堆放的书堆中穿梭,那些书一本叠一本,完全不按大小形状排放。
每当我撞倒一堆书时,零和书架的想法就变得格外诱人。
但这并不仅仅是出于收纳空间的考虑(我有时也在电子书阅读器上看书,显然没有理由要删减那里的藏书)。这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好的挑战——去整理自己的一百本图书馆。这会迫使你去思考哪些东西对你来说最重要。我很喜欢一个英国广播节目,叫荒岛唱片(Desert Island Discs),在里面嘉宾必须解释她或他会带哪八张唱片去荒岛。选择你自己的一百本书就像广播节目荒岛唱片一样,不过是把唱片换成了书。
我喜欢我稀奇古怪的藏书,正如我的朋友喜欢他的藏书一样。它们是我的一部分,它们大部分赢得了在我书架上的永久席位——即使我稍后要决定我的书架只能留下一百本书。我也喜欢平庸的快乐——一读完我就会送给别人的普普通通的书,让其他人也能享受阅读它们的乐趣。
但当我看着我的《所罗门之歌》时(当然是放在真正的书架,而不是地板上),我记起读到某种真正伟大的东西的感觉,从而激发我去寻找更多可以与之匹敌,可以放在同一个书架上的同样伟大的书。

[1] Isabella Bird(1831-1904),英国著名女探险家。
[2] Sir Wilfred Thesiger(1910-2003),英国著名探险家、游记作家。
[3] Jan Morris(1926-),英国历史学家、旅行文学作家。
[4] Jane Bowles(1917-1973),美国女作家、剧作家。
[5] Paul Bowles(1910-1999),美国侨民作曲家、作家和翻译家,常年旅居摩洛哥。
[6] Mohamed Mrabet(1936-),摩洛哥作家、艺术家。
[7] 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家。
[8] Diane Arbus(1923-1971),美国摄影师,美国新纪实摄影最重要的旗手。
[9] 创立于1831年,由外国志愿兵组成的陆军正规部队。
[10] P.C.Wren(1875-1941),英国冒险小说作家。
[11] Toni Morrison(1931-),美国黑人女作家。
[12] Rita Dove(1952-),美国女诗人、作家,第一个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的黑人。
[13] 美国最权威的文学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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