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司汤达，马里—亨利•贝尔的笔名，一七八三年生于法国格勒诺布尔，一八四二年卒于巴黎。滑铁卢之役（1814）是拿破仑职业生活的终结，却是司汤达作家生涯的开端。他生活在意大利，直到一八二一年被奥地利警察驱逐，之后他住在巴黎，于一八三〇年在巴黎出版他第一部不朽小说《红与黑》。在这里，我将讨论他另一个伟大成果《帕尔马修道院》，它是他在身体很差的时候口述的，以仅略多于七周的时间完成，一八三九年出版时受到巴尔扎克的好评。我选择《修道院》（后面我将用这个简称）而不是选择司汤达更出名的杰作《红与黑》，是因为我对它的喜爱甚至高于《红与黑》，还因为现时有一个出自诗人理查德•霍华德的卓绝新译本。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和福楼拜一起，形成法国重要长篇小说家的三位一体，然后法国长篇小说在普鲁斯特那里达到高峰。与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不同，甚至与著作浩瀚、细节无比丰富的巴尔扎克不同，司汤达是浪漫主义兴盛期的最高代表，是莎士比亚的虔诚信徒，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是拜伦勋爵的虔诚信徒。
理查德•霍华德在谈到《修道院》时令人击赏地指出：“没有什么是固定的……（司汤达）是反福楼拜者。”《包法利夫人》是一部自治作品，优美地把自己包围起来，如同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在庞大无比的规模上把自己包围起来。然而，如同霍华德还指出的，相对无形式的司汤达，在其最好的时候要求我们重读，他总是一再令人意料不到。普鲁斯特也许比司汤达更加莎士比亚式，但他爱司汤达，因为福楼拜也许会威胁他，而司汤达不会。为什么读司汤达？因为没有另一个（我所欣赏的）长篇小说家使你如此变成一个共谋者；热情的读者变成司汤达的共犯。
巴尔扎克在赞扬《修道院》时说，它“常常在一页中包含整本书”。这番话会使一个冷淡的读者不止一点儿发狂，但如果你有一定的兴味（威廉•哈兹利特爱用的批评术语），那么《修道院》就是一部能满足你的小说。司汤达疯狂地理性，而只有一个浪漫主义兴盛期的作家才会这样，然而他却在其显然是无形式的《修道院》中记录拿破仑时代的衰亡，以及欧洲回归较早的十八世纪意大利，而这个意大利正是滑铁卢之后梅特涅〔3〕试图恢复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喜欢历史小说，从华特•司各特的《红毛大侠》到戈尔•维达尔的《林肯》，但《修道院》其实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尽管它是要成为历史小说，如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深深地影响了《修道院》）在本质上不是一部历史剧。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修道院》是悲剧，尽管永远迷人地反讽的司汤达绝不沉溺于某种悲剧情绪；他太好玩了，可以说是太堂吉诃德了。《修道院》开始时，喜气洋洋，那是一七九六年，拿破仑的年轻军队在意大利得胜。如果说司汤达除了对某些回避他的女人怀着难以实现的渴望之外，还有什么激情的话，那就是对拿破仑式理想主义的激情。这种理想主义的产物，就是司汤达的罗曼蒂克主人公法布利斯，他是一个英俊潇洒、年轻、渴望灾难的捣蛋鬼，被他的姑妈吉娜（没有血缘关系）爱上，吉娜是一个迷人、灵魂高洁的女人，她自己则被和蔼可亲、诡计多端的莫斯卡爱上，他是帕尔马亲王的首相。然而法布利斯爱的却是克莱莉娅，她是他的监狱看守人的女儿，也是他这个罗密欧的朱丽叶。每个人都经历过最沮丧的伟大时刻，除了读者，读者愉快地欣赏这两个三角关系：莫斯卡／吉娜／法布利斯；吉娜／法布利斯／克莱莉娅。
《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剧照
司汤达从莎士比亚（以及从他自己历次的恋爱灾难）那里学习到所有伟大激情的任意性，他还从塞万提斯那里学习到激情是一种游戏形式，即使当激情杀人的时候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反讽，除非你碰巧是四个被困在这盘棋局里的其中一个情人。诚如巴尔扎克所言，这场游戏是私人激情的游戏；拿破仑时代已经过去。我们是在后骑士时代，重要的是四个情人。一旦威灵顿〔4〕得胜，浪漫便是一切。《红与黑》中的于连，作为追求其自杀式生涯和多多少少是英雄式的情欲生涯的拿破仑的翻版，注定要在王朝复辟中承受“英雄撕裂”。但是，维也纳会议后的帕尔马，是一种崇高的疯狂状态，那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但都不会持久，除了那个悲哀而高贵的幸存者莫斯卡，他最后变富了，却失去了他的吉娜，而吉娜失去她的法布利斯，而法布利斯失去了克莱莉娅。
《修道院》使读者感到奇妙的，是吉娜和法布利斯、克莱莉娅和莫斯卡的风格和潇洒气质在我们身上激起何等纯粹的感情。他们愉悦我们大家：他们有令人击赏的骄傲、热忱、荣誉、真实的渴望，以及一副全然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们真的是司汤达的不快乐／快乐的少数人，他可以把他们交托给快乐的少数人，也即作为他的读者的我们。司汤达勇敢地对我们讲话，仿佛我们是亨利五世在阿金库尔的军队〔5〕，就快要跟着他去夺取光荣。
帕尔马修道院本身是一个谜，不是一个象征而是一个转移注意力的东西。我们直到小说最后一页才找到它；法布利斯度过他最后的一年，一个悲痛的罗密欧，没有了他那失去的朱丽叶——克莱莉娅。作为一个书名，《修道院》是误导的，但话说回来，在这部英勇地草就的小说中，其他一切也都是误导的。在小说中，所有事情都同时是充满悖论和充满激情的。司汤达作为一个伤痕累累的谈情说爱者，颂扬那超越一切极限的欲望。如同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里，我们在那疯狂中——也即恋爱中——接受教导。
但读者何等愉悦于由吉娜、法布利斯、克莱莉娅和莫斯卡构成的象棋或桥牌游戏！如同在《红与黑》中，司汤达创造了莎士比亚式人物，他们赢得我们的深情，打动我们，使我们感动得又悲惨又惊异。《红与黑》中的于连相对于《修道院》中的法布利斯而言，是一种更完整的意识，但是法布利斯那多少有点儿轻率的心灵，使他巨大的魅力更添神采。小说中最可爱和有说服力的人物是吉娜，她是莫斯卡的情人却爱上了法布利斯，后者差不多完全屈从于吉娜，直到他遇见他的监狱看守人的女儿克莱莉娅。
虽然法布利斯是某位罗贝中尉的亲生儿子（罗贝是拿破仑那支队伍里的军官，只在小说开头数页里露过面），但他也是罗贝中尉的情人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儿子，因此我后面将称他为唐戈的法布利斯，这也是理查德•霍华德活泼的译本中对他的称呼。这年轻人的所谓姑妈也就是台尔•唐戈侯爵夫人的妹妹吉娜，比他大十五岁，但这并不妨碍她长久地爱上他。
法布利斯对吉娜的感情，虽然强烈，却是有限的；像罗密欧一样，他对克莱莉娅一见钟情，而这段关系如同在莎士比亚那里一样，将变成爱与死的关系。他从未真正爱上他的半姑妈吉娜，尽管他对她比对任何人都要尊重。司汤达关注的焦点，也即小说的焦点，是吉娜单恋的激情，因为她是小说中最非凡和精彩的人物。《修道院》最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重要；司汤达作品中没有另一个人物如此富于活力和迷人，或在终极意义上如此莎士比亚式和塞万提斯式。吉娜是司汤达作家生涯的荣耀。
吉娜和法布利斯从未变成性爱上的恋人，一部分是因为他的谨慎（会不会是乱伦？），另一部分是因为环境的啼笑皆非。这部小说的英译者、诗人翻译家理查德•霍华德认为，《修道院》是一部没有男女英雄的小说。我们可以同意法布利斯太变态，不能完全称得上是英雄，但是，英译者认为已被我们读者爱上的吉娜算不上是这本书的女英雄〔6〕，则似乎有点儿硬心肠。
桑塞维利纳公爵夫人吉娜•彼埃特拉内拉，其个性和道德品质都有巨大缺陷，但这些缺陷反而增强了我们对她的兴趣。吉娜很不谨慎，被当下的可能性所迷，她是以其激情的（和毁灭性的）真诚征服（和惊吓）我们的。作为一个痴迷女人的浪漫主义兴盛期的作家，司汤达获得西蒙•德•波伏瓦的认可，她在《第二性》中称赞他是“一个活在有血有肉的女人中间的男人”。吉娜是司汤达所刻画的这类有血有肉的女人中最具说服力的。
虽然司汤达常常被称赞为异性恋的心理学家，但在我看来，他更像一个探索几乎不为人知的欲望的真相的玄学家。他发现，虚荣是激情之爱的中心，或者说，如果你在恋爱，那么你的处境中所有不是病理学的东西都是虚荣。读者，尤其是如果她正恋爱，司汤达也许会使她不安，然而也会使她大受启发。
《帕尔马修道院》的乐趣如同《红与黑》一样，并非那些持久的销魂。司汤达是受到灵感激发才写作的，但他并不想激发我们的灵感，而是希望我们学会把情欲的冷酷视为虚荣，把激情视为升至疯狂的虚荣。他的男女都不是吉诃德式的，而是拿破仑式的，就连他们最真实的依恋，不管多么英雄，也是自我毁灭的。司汤达更接近拜伦而不是莎士比亚，尽管这可能不是司汤达所希望的；《修道院》企图把法布利斯和克莱莉娅变成罗密欧和朱丽叶，但是他们有时显得更像《唐璜》中的恋人。保罗•瓦莱里是刚结束的二十世纪最有才能的法国诗人和文人，他曾说过《修道院》“有时候令人想起轻歌剧”，瓦莱里这样说并不是贬意。司汤达那惊人的机智，他那源源不绝的活力，使才智过人的瓦莱里着迷。
《罗密欧与朱丽叶》电影剧照
瓦莱里对司汤达的总结是：“一个相信爱情的怀疑主义者。”他这个总结用来形容《修道院》是否准确？我怀疑成熟的莎士比亚会“相信爱情”，我完全不敢肯定司汤达会“相信爱情”。
不过，瓦莱里还指出司汤达犀利地把读者吸引成为共谋，而我猜司汤达这一招是偷自塞万提斯。司汤达真正的信仰（一如瓦莱里也暗示的）是相信他自己身上和读者身上那个天然的自我。有时候读者也许会感到司汤达在讨好读者的自我主义（和他自己的），但他是善意的。成为他的“快乐的少数人”中的一员，是有巨大裨益的，因为读者将因此获得更透彻的自我澄清。司汤达赞扬个人能量，但永远站在一个与自我欺骗保持距离的位置上。吉娜的伟大，最佳地体现在第十六章她约见她的情人莫斯卡伯爵的时候。在这里，作为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我站在老年的门槛上”），她道出了她对法布利斯的爱的清白与绝望：
……我本能地爱他……我爱他的勇敢，这勇敢是如此单纯和如此完美，甚至可以说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开始在我侄儿身上发现一种完美的高雅。他伟大的灵魂自己显示给我……简言之，如果他不快乐，我也不可能快乐。
（理查德•霍华德译）
在这里，司汤达已远远超越怀疑主义或反讽，并得到我们的认同。我们要吉娜和法布里斯在一起，幸福快乐，但我们知道这不可能，因为二十二岁的法布利斯爱上了克莱莉娅。司汤达只对不幸的爱情感兴趣，于是鲁莽又幽默的《帕尔马修道院》结束时变成一场悲剧。克莱莉娅与法布利斯所生的儿子死去，几个月后伤心过度的克莱莉娅也香消玉殒。法布利斯遁入书名中那座谜一样的修道院，自己也在一年后去世。已经与莫斯卡结婚的吉娜，在一个没有了法布利斯的世界上郁郁不乐，不久亦跟着他死去了。莫斯卡还活着，而我们似乎是在《罗密欧与朱丽叶》或《哈姆雷特》结束时的舞台上：每一个生气勃勃的人都已消逝。
巴尔扎克在一八四〇年评论《修道院》时向司汤达敬礼，既因为该小说超越一般的现实主义，也因为司汤达只描写那些具有非凡气质的人物。这听起来有点像巴尔扎克自己的实践，但同样的称赞确实都适合这两位小说家，尽管他们很不同。阅读司汤达（或巴尔扎克），是扩大读者的现实，而又不必——就司汤达的作品而言——屈从于任何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