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了七篇文章，分别是：《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攀登者》《三线厂子弟学校》《“世界的温柔的冷漠”》《儒林入画》《基因时代的疫苗研发》以及《分寸》。
近十年来，西方主流媒体针对互联网的批判几乎从未停止。自2015年，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击败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李世石以来，第三次人工智能浪潮取得巨大发展，更加点燃了人们对于科技和道德关系的讨论。
作为本世纪发展最迅猛的技术，互联网曾经承载了西方话语体系下自由与民主的象征，但是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显露出自身的局限，而成了某种抽象的万恶之源。人们期待通过互联网构建的“世界大同”似乎未能实现，反倒因此形成一层层沟通壁垒；虚假信息的散布削弱了个体间的信任；言论传播门槛的降低，令一切概念单一化、扁平化；互联网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几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在千人千面的算法时代，推荐算法让人们陷入信息的茧房，最终导致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等等这一切就是王健飞在《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中历数的种种弊端。
虽然内地类似的文字较少，但对互联网的批判文字同样偶有读到，不过本文用简练的文字更加全面通俗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下面的文字是对本文部分内容的概要整理。
互联网与隐私
2018年百度CEO李彦宏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无意说出的“隐私换便利”，时至今日，几乎成为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与之相反，技术乐观主义描述的“技术是好技术，被商业公司用坏了”的说法反而愈发站不住脚。当下，互联网产品及企业对用户隐私的侵犯，大致来说早已深入到商业模式和产品体验两部分，使得人们对隐私的诉求在两条路径上成为不合理与不可能。
首先，商业上的不合理（不可能）。
自诞生以来，互联网在大多数情况下就以免费的姿态示人，互联网用户在使用大多数互联网产品时，并不需要向服务提供方缴纳任何费用，但免费并不是一种商业模式，广告才是。
这样的结果就是多数欠缺商业逻辑的普通用户认为：我使用了某个公司的产品，为其带来热度，这本身就是我给予商业公司的价值，因此不应该再拿我的数据去做广告。但“热度”的主要商业价值就是广告，而互联网广告的竞争优势就是利用用户的隐私。
尽管互联网广告在大数据技术成熟之前就存在，却直到互联网广告开始“侵犯”用户的隐私时，主流互联网公司才开始盈利。在此之前，没有用户画像，没有个性化推荐，没有精准投放的互联网广告，对于广告主来说就像投石入海，价值极低。
这里理想化的第三条路径是，将那些信赖于用户数据投放广告的产品，转换为直接付费的产品。简单来说，根据企业运营成本，以及发展需求，拟定一个价格直接向用户收费，比如现在的百度网盘就是这个模式，但这种模式并不适合所有业务，而且在部分业务上，这会使用户付出高昂的直接成本，进而造成用户流失，服务关闭。
其次，产品上的不合理（不可能）。
商业上的不合理，暂且来看似乎有可行的解决方案，而技术上更难实现不侵犯隐私这一目标。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的多数互联网应用都是基于以深度学习为基本的人工智能技术的。简单来说，现在技术发展的趋势大体是，近几十年人工智能技术不太可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应用必须基于大数据，通俗点说，就是要想便利，交出数据。
人工智能算法早已深入到我们使用的几乎每一款产品中，替我们筛选和过滤海量的内容、服务、商品，甚至是好友，为我们节省了大量时间和金钱，明显提升了互联网的使用效率。可以说，在今天，想要从互联网产品中彻底根除人工智能算法，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既要隐私，又要安全，还要高效”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合理，在技术和商业上也不可能实现，至少在现阶段看不到实现的路径。
技术中立
首先需要说明一下，中文语境下的“技术中立”与英文语境下的“网络中立”，以及1984年“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确定的“技术中立原则”都不太一样，更多近似于美国1998制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中“避风港原则”描述的内容，大致是：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如不知晓用户的行为侵权，则在侵权案件中可以免责。这一描述在后续扩展到不止于版权领域，网络爬虫、大数据、金融等行业先后使用“技术中立”甩锅，成为“无知者无罪”的代名词。
1984年，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数对“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做出判决。判决认为，家庭使用录像机录制电视节目自己观看，构成对版权作品的“合理使用”，索尼出售“实质性非侵权用途”的录像机，不构成“协助侵权”。
但与多数人熟知的“避风港原则”不同的是，在现实执行中同样来自《数字千年版权法案》的“红旗原则”才更有实际意义。“红旗原则”是指：只有在互联网服务提供者不明知或者不应知晓自己所传播的信息属于侵权信息，或者链接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侵权作品的情况下，才能适用“避风港原则”免于处罚。
举一下常见的例子，对于BT这项技术来说，只有发明BT协议的公司是真正属于“技术中立”的范畴。因为它真的仅仅发明了一项技术，无法知晓其他第三方公司或用户使用这项技术传递了什么东西。而与之对应的是，BT协议中，需要搭建Tracker（记录下载用户信息的服务器），而Tracker本身并不存储任何内容，但它是用户与用户之间建立传输通道的必要环节，这使得它有获得用户之间传输内容的能力。尽管Tracker上没有盗版内容，用户之间传输的盗版内容也不由Tracker持有者提供，但由于Tracker持有者“可以知晓”用户之间传输所存在的盗版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者不主动对其上传播的内容进行规制，就不受“避风港原则”保护，好莱坞可以起诉Tracker的持有者，并得到支持。
这就是说，BT这项技术的技术中立性仅存在于真空之中，一旦使用便不再具有中立性，这事实上符合“环球电影制片公司诉索尼公司案”确定的“技术中立原则”，因为“盗版录像带”之所有与索尼无关，是因为“索尼没有控制盗版录像带的能力”。
由此可知，以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来说，技术中立是不存在的。
推荐算法
在传统媒体或者早期（人工智能未引入）的网络媒体时代，编辑的作用不只是审核稿件，更重要的是要将恰当的内容放在恰当的位置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中，这也是编辑对稿件拥有增删改权力的基础。
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传统媒体越来越式弱，在千人千面的算法时代，网络媒体的版面不再掌握在编辑手中。它使得编辑只在行使其审阅稿件的底线权力，机械地以一些编辑规范来保障出稿的文字的准确性和“安全性”，而这必然导致文章质量下滑。
“人民群众喜欢的，你算老几”，是反驳编辑理应拥有议程设置权限的主流观点之一，但事实上，当数字素养低于某个临界点时，人们会主动筛选出更为低质量的内容，以满足短期的多巴胺刺激。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千人千面的算法，使得针锋相对的观点统一在一个虚无缥缈的舆论场之下，长期来看，会加剧人们的偏见和固有印象，这其实是很可怕的。
在今日头条、抖音、快手中，推荐算法精准的给我们推荐了大量同质化的信息，让我们看到大量彼此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并且每一个群体都能找到极大广大的受众。这样在信息和社交层面上形成了“茧房”，会让身处其中的人们更容易误解：自己所看到的就是整个世界。
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如果一个人每天阅读的文章都是10万+，那他很可能会认为自己阅读的内容就代表主流舆论的声音，但事实上算法只是将符合其胃口的文章推送给了他。而对于超过八亿的中国网民来说，即便是一个篇篇10万+的公众号，可能也只是找到了整体舆论场中很小的一个缺口，并不代表主流观点。
对于每个舆论场中的发声者和受众来说，都更加认为“自己所写的/看的，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最终导致我们距离真实的世界渐行渐远。
如果我们甚至无法认识到真实的彼此，就更不要说能够相互理解了。
对于我个人来说，正是基于对推荐算法这样的认知，让我回归原初，更愿意把有限的业余时间用来阅读书籍，并一直订阅财新网的收费内容来阅读。
其实上面的内容只是这篇文字中较为易于理解的部分，对“元叙事”倒掉的剖析，以及互联网造成的风险错配才是更为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和未来的方面。但这些内容更为复杂，建议有兴趣的朋友阅读原文。
当然，虽然本文的内容可能过于悲观，但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会是弯路，监管与法律往往落后于技术的发展速度，导致阶段性的阵痛难以避免，但阶段性的阵痛永远只是技术与社会自我修复，并孕育下一次革命性发展的前提。可能正是因为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堪比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才会经历此刻的痛苦。
从大学才开始热衷运动的张梁，毕业后只身到深圳当信贷员，九十年代末开始参加户外运动，通过一次次登山，体验到挑战自我、征服高度的快感，从业余攀登者进化为职业探险家，用十四年的时间完成“14＋7＋2”（登顶全球十四座8000米以上山峰、七大洲最高峰，并以探险方式徒步滑雪抵达南北极点）这一人类登山探险的终极梦想。
《攀登者》便是由他讲述、叶小果整理而成的探险生涯记录，文中所收录的照片大多为张梁拍摄，展现了难得一见的攀登过程和诸多雪山顶峰景色。
《读库2002》里李金声曾回忆自己当年高考落榜的荒唐事，《三线厂子弟学校》讲的是他之前求学的经历。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全国战备企业大迁移的开展，哈尔滨东安机械厂一批职工南下援建景德镇基地发动机厂，工厂遂在当地建立子弟学校。学校创办初期，各项条件皆不具备，甚至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才逐渐拥有校舍，配备教材与师资，走上正轨的过程不可谓不艰辛。李金声作为第一批毕业生，详细记录了这段苦与甜并存的中学时光。
去年因为这疫情，重读了加缪的《鼠疫》，本来计划着重读《局外人》，但读了开头之后放下了。这篇《“世界的温柔的冷漠”》是梁霄、杨芳州对《寻找〈局外人〉》作者爱丽丝·卡普兰的深度采访，介绍了该书的成书经过，同时探索贯穿加缪写作生涯的精神世界。读来有助于我们更好的阅读加缪的著作，理解加缪的思想。
吴敬梓著的《儒林外史》，上学时读过多遍，虽说小说的情节早已没有印象了，但那些家喻户晓的人物多数还记得一些。
蔡小容的这篇《儒林入画》介绍的是1955年，上海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版的《儒林外史》。小时候家境一般，虽已没了印象，但大体上这套连环画应该没有钱买的，但那时流行租书店，估计我也可能与别人合租回来读过。
去年小孩高考结束，秋天大学入学后，我回家和“领导”整理了一下家里囤的书，卖给了多抓鱼几百本，今年想着有空再整理一下，有些书可能不会再读了，囤着还占地方。想想小时候，还曾偷拿过妈妈辛辛苦苦卖菜换回来维持生活的钱去买过书，那时候真的每本书都当宝贝藏着，而现在书囤的越来越多，但读完的越来越少了。
《儒林入画》一文中，作者选取了《范进中举》《匡秀才》《沈琼枝》《盐商万雪斋》《枕箱案》《严贡生》《王冕》等名篇，另辟蹊径，赏析精彩画面，重读经典，还原了老艺术家们二次创作这部名著时的风采。
2020年，新冠肆虐，全球爆发大规模疫情，而有效控制疫情的重要方法就是接种疫苗。朱石生的《基因时代的疫苗研发》回顾了乙肝疫苗研发的过程，同时介绍人体的免疫机能、讲解病毒致病原理，并分析基因工程技术的出现对疫苗研发的启示。在新冠疫苗开发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当下，这篇文章亦能道出其背后的艰难。
中国数千年来皇权社会，一般的认知，总是觉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掌握着社会的最高权力，而且不容置疑，不容挑战。当然，历史书上不是这么写的，且不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皇帝成了摆设；王莽篡权，索性自己做了皇帝，皇权不太顶用的时候也很多。即使大家都承认皇帝是皇帝的时候，皇权仍然是有分寸的。
傅谨的这篇《分寸》以中国的传统戏曲的《打金枝》和《徐策跑城》为例，分析了君臣之间互相制衡的张力在传统戏曲里的表现，让我们看到古代君臣之间有趣的博弈。
政治一直都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艺术。人们总是呼吁艺术要说真话，其实，假如都在或只是反映真实说真话，有现实就够了，还需要什么艺术！所以艺术永远都和真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用柏拉图的话说，是“和真理隔着三层”的。政治和艺术相似的那一部分同样如此，其实在很多场合，真话恰恰是语言的禁区，只能想，不能说，特别是在当下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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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本辑《读库》，每篇文字都很喜欢，每篇文字都读的缓慢而仔细，像《互联网是人类历史的一段弯路吗？》也是我最近一直思考的话题，于是读了多遍。而这篇流水账一样的介绍文字本想写的更长，比如原本想借着《基因时代的疫苗研发》一文，概述介绍了一下，现在已附条件上市的各种新冠疫苗的技术研发路线，但我一直希望码的文字中除了学习笔记外，不超过5千字，于是就这样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