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风雨百年——季羡林自传
原著 | 季羡林
解读 | 李晓木
在生活中，出于对自己的保护，我们都习惯的戴上了虚假的面具，微笑地接受谎言，久而久之，我们失去了太多真实和纯粹。
殊不知，失去了真实，我们就等于失去了善意和美丽的联结，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自己也会变得不真实，甚至张狂扭曲，所以活得并不幸福。
要想人生幸福，就要活出真实感来，而要活出真实感，一定要读读季羡林。
季老曾说：“我七十年前不是圣人，今天不是圣人，将来也不会成为圣人。我把自己活脱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始终保持着这样的真实感！
也正如他在自己的这本自传《风雨百年—季羡林自传》中写到：“这本自传，我决不说半句谎言，决不添油加醋，我的经历是什么样的，我就写成什么样，不管别人说什么，我都会坦然处之。”这是一位年近百岁老人真正的豁达、通透和智慧。
作者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他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本书是一本全面了解季羡林生活与思想的好书，读来不禁让人掩卷三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
童年往事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的一个小村庄–官庄。
因为家境极寒，他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孙，本着光大门楣的愿望，父亲把他送到了济南的叔父家，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叔父望子成龙，对季羡林的教育十分的关心，但是季羡林却对正课毫不感兴趣，而只对“闲书”、小说欲罢不能。
可在家里“闲书”是绝对不允许看的，于是，他在书桌上总是摆好了《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旧小说，冷不防叔父进来，他就把四书往小说上一盖，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来。
13岁那年他考上了正谊中学，唯一的乐趣就是偷着读了很多的“闲书”，也是从那时开始“照葫芦画瓢”写起了文章。
他真正“书山有路勤为径”的时期就是在山东大学附属高中的时光，高中前两年的四次考试，他全部都是全校第一。
而第三年，由于日寇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学校停办，外地教员和学生纷纷逃离。
直到第二年，也就是1929年，才又恢复了高三的学习，而那时学校的老师也基本“大换血”，大都是从上海来的教员，师资力量很强。
这时季羡林在写作上的第一位恩师出现了，那就是董秋芳先生，老师夸奖他的文章是全班乃至全校之冠，那一处又一处的节奏感，妙哉至极。
节奏感是他心中的爱好，老师能够一语道破，如此懂他，他简直感激涕零。
季羡林后来说自己始终不忘舞笔弄墨，到今天还被人称作一个作家，与董老师对他的影响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为了写好文章，他苦练唐宋文集。又节省下来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去购买英文原版书攻读不辍。
他年纪虽小，却对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一股执着的坚持和真实。
加冠之年
他在学业上始终不忘“勤”“苦”二字。
1930年的夏天，季羡林报考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录取了他。因为心中总有一个出国梦，他认为清华大学出国的条件要优于北大，所以他当时选择了清华。
后来事实证明，他真是押宝押中了。
他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
1934年夏，他在清华大学毕业了。
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即使是毕业于清华，找工作也是非常之难。
那时他的家庭经济已经濒临破产，全家都指望着他能毕业挣钱。
好在当时北大历史系的毕业生梁竹航先生，突然有一天来清华，告诉季羡林，他的母校山东济南高中的校长托他来问，他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国文教员，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喜讯。
1934年，他来到了阔别四年的济南高中，这次还是以国文教员的身份。
校长宋还吾先生，为人豁达大度，好交朋友，在全国的教育界广有名声。
季羡林一进校就受到了宋校长的热烈欢迎，还特意在济南著名的铁路宾馆设西餐宴，为季羡林接风。
季羡林一共教三个班级，前任国文教员是被学生们赶走的。他知道这几个班的学生特别难对付，因此他一上任就有戒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避免重蹈前任的覆辙。
有一次他把一个典故搞错了，第二天上课，便立即加以改正，因此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季老师不是一个骗子，是个坦诚的人。而同学们又常常被季羡林的渊博和才华折服。
所以渐渐地，他和同学生们的关系是越相处越融洽，上天下地，无所不谈。
当时做国文教员的工资比大学助教还高很多，按理说他应该十分满意了。而事实上，季羡林讨厌极了这种按图索骥的生活，他心中还有一个更真实的梦，一直扰得他苦闷不已。
他总是反问自己：难道我就这么当一辈子国文教员吗？他并没有熄灭“出国留学”那团火。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在1935年暑假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他就接到了母校清华大学录取他为赴德的交换研究生的通知书。
留德十年
季羡林于1935年夏天到德国柏林，入哥廷根大学读书，主攻梵文和巴利文。
1937年日本法西斯发动了侵华战争，1939年德国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季羡林本来两年的留学期限，被无限延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被封锁，什么东西也输入不进来，要吃没吃，要穿没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时间，季羡林忍受着空前的饥饿，终日饥肠辘辘，做梦都在找吃的东西。
他当时读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其中有一句是：“我饿得简直想把地球一口吞下去。”他读了，特别的高兴，因为这位俄国作家，在多年以前就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懂得在逆境里自嘲的他，自然学习也并没有放松一丝一毫，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他为了学得高效，把每一个动词形式都做成了卡片，每天查阅大量的资料，忙得不可开交。
他看书时一旦感到疲倦，就站起来，走到另一排书架，信手抽出一本书，或浏览，或仔细阅读，真可谓争分夺秒！
1941年，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他以全优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其实当时德国的教授在大学里地位至高无上，但他们不大喜欢收博士生，怕将来学生出息不大，辱没了自己的声名。
可是季羡林没有那样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当时他的德国老师西克教授特别欣赏季羡林身上的灵气和努力，主动问他要不要一个论文题目，做他的博士导师，他简直受宠若惊。
教授殷勤地教他吐火罗语，也是在西克教授身上，他看到了“学术无国界”，教授对他从来没有保留一手，循循善诱，谆谆教导，连想法和资料对他都是全部公开做的。
也正因这样的因缘际会，才让吐火罗语真正走进了中国，填补了我国此处的空白，季羡林也无时不感念恩师。
虽然当时德国法西斯战乱，瞧不起“有色人种”，但他在德国十年却从来没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感受到种族歧视。
西克教授的师者厚谊，给了他无尽的温暖，女房东也待他如孩子一般，当时他走时还痛哭失声。
这些温暖他生命的人，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使他深深地懂得：人必须读书，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人必须心怀大义，捧一颗真心待人，才不至于让灵魂落后。
人类之所以能进步，靠的就是能读书又写书的本领，更靠的是相互扶持，生命影响生命。
寸草之心
在季羡林的上一辈中，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男孩子只有他这一根独苗，在旧社会的环境中，他自然成了家中的宝贝。
在他六岁离家之前，是大奶奶的心头肉。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一睁眼，就滚下土炕，一溜烟儿跑到大奶奶的怀里，大奶奶总是把手缩进非常宽大的袖筒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半块或一块白馒头递给他。
那时候吃饭能吃白面馒头，全村也没有几个人，大奶奶是其中一个，全季家唯一的一个。
每天见到奶奶的时光，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生活，那时记忆里的奶奶弥勒佛似的蹲坐在一张奇大的椅子上。
可是他还是离开了大奶奶，被送去了叔父家。等他再一次回家之时，大奶奶已经是入土之人，他的大奶奶是他儿时最温暖的记忆。
还有母亲，他也是6岁离开母亲的，他是最爱母亲的人，却又是一个享受母爱最少的人。
两次短暂的会面，都是由于回家奔丧。最后一次分离是八年以后，还在清华读书的季羡林，又回家奔丧，这次奔的的却是母亲的丧。
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躺在棺材里，连遗容都没有见上，从此天人永隔，记忆里母亲的面影，都渐渐迷离模糊，连在梦中都见不到母亲的真面目了，这样的梦，在他生平不知有多少次。
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然频频梦到面目不清的母亲，总是老泪纵横，哭着醒来。
没有尽情享受过母爱，是他此生最大的遗憾。
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婶母，是他叔叔的续弦，也是后来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人。
季羡林特别尊重她，觉得她不是一般的人。在他离家在德国期间，家里没有经济来源，全靠她一个人撑起来，摆烟摊、卖衣服家具、在日本的刺刀下领混合面……
她受的苦，至今还催他泪下。她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没有让孙女和孙子失学，把他们抚养成人。
他们一家都觉得，没有婶母，这个家早就撑不下去了。
季羡林特别的孝顺，他给婶母写信，称她为“季家的功臣”，听说婶母看后十分高兴。
叔叔去世后，婶母一直和他们生活在北京，将近30年，从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
这真是极为难得的了。
直至离世，她也是笑着离开的。
她们是他最难忘的亲人，也是他心里充沛的爱的源泉。
家有贤妻
1929年，做为季家独根独苗，以延绵子孙为首要任务的18岁的季羡林，迎娶了比他大四岁的22岁的彭德华。
“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虽然在文化方面彭德华天资不高，可是德行方面却是首屈一指的。
伺候公婆，操持家务，育一子一女，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依然求学的季羡林感觉自己真的有了一个家。
然而1937年，在季羡林留德期间，二战爆发，德国和中国均为主战场，彭德华与季羡林失联近十年，一家人天各一方，生死未卜。
德华知道，只要守护好这个家，守护好自己，才是真正的对得起他。
再后来季羡林回国，并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和副校长，所有人都说彭德华有福气，丈夫争气并回归家庭。
然而平静的生活随着“十年浩劫”的风暴来袭，被击得粉碎。
1967年11月30日深夜，红卫兵闯入他们家中，将家中打砸一空，两人面对满地狼藉，不知所措。
自那日起，季羡林便被日日带去批斗，最后被关进牛棚进行劳动改造。
彭德华日日担惊受怕，生怕他出一点问题。节衣缩食省下饭菜为他增加营养，在他受伤回家的时候小心翼翼为他上药。
这个家永远是他的后盾，彭德华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她就这样一生默默守候。
在这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两个人相互依靠，让这个家温暖了很多。
季羡林一生也都在尽力照顾她，虽不至于夫唱妇随，却也相安得体一生。
直到她去世后，季羡林说道，“德华，你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两个人早已是骨血相连最亲的人。
牛棚杂记
季羡林说自己是“有幸”进入牛棚的少数人之一，几乎把老命搭上才取得了一些难得的经验。
文革十年对于季羡林来讲，是荒芜的十年，是痛苦的十年，甚至于是恐怖的十年。
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开工，天天闹串联、闹革命。胳膊上一戴上红袖章，就俨然是革命小将，可以对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赤胆忠心的老革命家极尽造谣、诬蔑、殴打之能事。
有多少人不堪忍受精神上的屈辱和肉体上的折磨，怀恨而死。
季羡林也想过自杀。他觉得自己就是长出一万张嘴，也是说不清了，已是“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但是要他承认“天王圣明，臣罪当诛”，那是绝对办不到的。血淋的斗争场面，摆在他眼前，他的眼前总是一片漆黑······
“我何去何从呢？我必须做出抉择。”他在日记中选择。一边是忍受一切，一边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人们常说：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分之一的生机，一个人是绝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唯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他选择了忍受。
耳光、拳脚、棍棒，他突然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是活着吧，活着看这些手持棍棒的人到底能笑到什么时候，靠着这个想法，他挨过了一场又一场批斗。
即使如此境遇，他如果一天没能读写文章，清夜自思，便感内疚，认为是白白浪费了一天，那时不能在纸上写，他就在心里写。
他调侃自己的写作习惯：想要改正，只能等待来生了。
一个失掉了快乐的人，决不能做任何的事情。一个又把快乐找回来了的人，却能战胜任何的艰巨。
季羡林挺了过来，才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的学术成果。也正因为有这么一批像季羡林一样默默坚守，努力活着的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安然走过浩劫。
生命之美可能就在于此，如此厚重，又如此丰富。
晚年感悟
耄耋之年的季老多病，医生们时常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多遛弯，不要工作了。可他回家后仍然坚持伏案读写，孜孜不倦。
他知道溜弯舒服，但是他认为人活着不是为了多溜几年弯，那不是追求的目的。
至于名利，现在不虞之誉纷至沓来，他觉得名利不能再多了，不然会成为累赘。
他笔耕一生，写到了九十多岁，并坦言“我不能封笔”，可谓真正的文学战士。
诚如他在《风雨百年》里写道的：如果人生真有意义与价值的话，其意义与价值就在于，对于人类发展的承上启下，承前启后的责任感。
而他的笔，就是履行他责任感的工具。
至始至终，他都没有放下笔，为的是给后人留下真实的经验。
以上就是《风雨百年》的全部精髓。
“智者永，忍者寿，长者随心所欲。曾经的红衣少年，如今的白发先生，留得十年寒窗苦，牛棚杂忆密辛多。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
这是季羡林在2006年获得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
这位德高望重、名垂学林的大学者通过《风雨百年》让我们看到，他的一生如过山车一般，从寒门学子到学术泰斗，从海归博士到桎梏牛棚，从看门老头到北大副校长，历经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却仍然保持真实。
能够坦坦荡荡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和人生，无论阳关大道，还是独木小桥，这难道不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吗？
虽然认识真相的结果往往并不美妙，但唯有露出了真面目，人生方才皆大欢喜，这难道不是历经风雨最好的救赎吗？
*文：李晓木，慈怀每天一本书签约作者。愿我的文字，按摩你的心，欢迎关注公众号：李晓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