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 文 | 徐栖
同性恋批评
同性恋批评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出现得很晚，“直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和男性同性恋文学理论(lesbian and gay literary theory)才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方法。”（P136）而同性恋研究的最重要特点，就是“性取向问题成为‘分析和理解的基础范畴’。同女性主义批评一样，同性恋批评有着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标，尤其体现出针对社会的‘对抗性设计’。”（P137）同性恋批评分为同性恋女性主义（lesbian feminism）和自由主义同性恋思想（酷儿理论一部分）同性恋女性主义认为，“‘经典’女性主义要么把同性恋放逐到边缘，要么就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反对意见认为，与‘经典’女性主义的做法恰恰相反，女性同性恋应被视为女性主义的最完整形式。”（P138）
在同性恋批评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是奎尔理论（也被译为“酷儿理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不同，“‘奎尔理论’范围内的同性恋研究尤其依赖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后结构主义思想。”（P140）正如伊娃·科索夫斯基· 塞德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衣柜中的认识论》(Episterrwlogy of the Closet)“主体的身份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要看你的社会位置如何、职业角色如何、选择与谁为盟友，其中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内在本质。”（P142）
同性恋批评这个概念在当下仍然需要界定，而且同性恋批评因为成为反抗的代表而因此承担了过重的政治负担。
马克思主义批评
在马克思主义批评里，我们看到了唯物主义哲学(matenalist philosophy）和唯心主义哲学(idealist philosophy)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将其归为前一种的同时，在后来的不断发展的（列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对后一种哲学形式的妖魔化。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是异化(alienation)：“当劳动同技术脱节，工人们在一连串工序中只重复其中很小一部分，对劳动全过程的性质和目的全然不知时，就出现了’异化’。与之相比，早期‘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经济中，生产地和居住地合二为一，工人完成生产的全部工序，同消费者有着面对面的接触。 异化的工人又经过物化(reification)过程。”（P154）其他的重要概念还有辩证法（dialectic)、经济基础（base）和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等，其中经济决定论(economic determinism)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作者认为，在文学批评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二人并没有提出全面的文学理论。 在文学艺术方面，二人的观点松散，不合学术常规：优秀的艺术总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不会完全受制于主导的经济状况，虽然经济因素最后还是要起到决定作用。” （P155）同时，作家的阶级属性对其创作有深刻影响。乔治 · 斯坦纳(George Steiner)曾经提到：“马克思主义批评中包含有两大流派，其一是‘恩格斯派’，强调艺术要享有必要的自由，避免政治的直接控制；另一是‘列宁派’，坚持文学应听命于左派的政治事业。”（P157）这归结于30年代之后，苏联对文学的控制日益严格，“列宁在1905年说，文学必须成为党的工具” （P156）。而“恩格斯派”马克思主义批评指的则是“‘俄国形式主义者’(Russian Formalists)在20世纪20年代一度昌盛，直到被政府强行解散。… …他们的思想包括要求对文学做细致的形式分析（该派别之名也由此得来），确信文学语言的程序与效果有自身特色，绝非日常语言的翻版，还有什可洛夫斯基提出的‘陌生化’(defamiliarisation)概念（这一概念出现于《作为程式的艺术》这篇文章中，也收入莱蒙和雷斯的选集）”。语言学家罗曼· 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流亡到布拉格，参与组建了布拉格语言学派 (Prague Linguistic Circle) , 韦勒克(Rene Wellek)也是该学派的成员之一。”（P158-159）
俄国形式主义思想还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瓦尔特·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赫伯特·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西奥多· 阿多诺 (Theodore Adorno)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所谓“西马”）。作者认为，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大都受到了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影响。” （P160）阿尔都塞的词汇包括综合决定论(overdetermiwism)、相对自律性(relative ollctonomy）、去中心化(Decentering)、暴力结构(repressive structure)、意识形态结构（ideo-logical structure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state ideological apparatuses)等，都对西马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尔都塞和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4)的理论密切相关，后者对比了统治和霸权(hegemony)概念。而“威廉斯将霸权同文化在一般意义上相联系，在特定意义上同意识形态相联系，它犹如内置的社会控制形式，令某些观点显得‘出于自然’，或干脆彻底隐形，仿佛事物‘原本就是如此’。”（P161）而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是伊格尔顿，“其著作有着广泛的影响，一度也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 （P162）此外，杰姆逊：试图调和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在他看来，文学常常试图‘压抑’历史事实，不过通过分析，可以揭露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其无意识）。”（P163）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
美国批评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1980年出版专著《文艺复兴的自我成形：从莫尔到莎士比亚》(Renaissance Self-Fashioning: from More to Shakespeare)并对新历史主义进行定义：“简单地说，所谓新历史主义就是一种建立于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献井行阅读基础之上的方法，两种文本通常属于同一历史时期。”（P169）新历史主义是一种研究文学的方法，但其又把文学文本置于非文学文本之中，并不优待文学，把历史文献作为“共存文本”（co-text）。
新旧历史主义的区别在于，“早期方法对文学文本进行分级，哪些有价值，哪些是瑰宝，而历史材料仅仅是‘背景’，其价值要低上许多。给予文学和非文学文本同等关注也就成为新历史主义区别于旧历史主义的第一个地方。 ”（P171）“新旧历史主义的第二个主要区别体现于“档案” (archival)这个词 上，这个词表示，新历史主义是一次历史主义（historicist)运动，而非历史(historical)运动。”（P171）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强调历史不可还原，这样的思想受到了解构主义影响，他们提倡用细读方法阅读非历史文本。而“新历史主义坚决反对墨守成规，明里暗里站在自由主义一边，捍卫个人自由，接受、颂扬各种形式的差异和‘异端’。可与此同时，在压迫性的国家权力之下，它对这些理想能否延续又感到悲观，常常呈现出国家权力穿透、浸染最隐秘的个人生活的一面。”（P172）
文化唯物主义主张在政治框架中研究历史材料。1985年，多纳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辛菲尔德 (Alan Sinfiel）合作编辑了论文集《政治莎士比亚》(Political Shakespeare)，“在论文集的前言中，二人将文化唯物主义定义为具有四项特征：其一，重历史背景；其二，重理论方法；其三，重政治担当；其四，重文本分析。”（P179）文化唯物主义之父是雷蒙·威廉斯。 福柯提出‘话语’概念，而威廉斯则提出‘情感结构’(structures of feelings)这个术语，它所涉及的是‘鲜活感受之中的意义和价值’。”（P180）他不认为作品出自天才，而是产生于社会结构中。
文化唯物主义同新历史主义的区别在于，“文化唯物主义，二位主编说，倾向于强调人们创造历史的干预作用，而新历史主义则更多把重心放于历史创造的具体境遇之上，即限制着人们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力量’。结果，前者偏于乐观，而后者偏于悲观。… …其次，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新历史主义接受了一种特定的后结构主义思想，对能否获取获得可靠的知识持极端怀疑态度，故而也脱离了实际的政治立场。… …第三… …新历史主义将文本置于当时的政治处境之中，而文化唯物主义则着眼于当代，这也再次暴露出两种方法在政治上的不同重心。 ”（P181-182）也可以说，新历史主义是福柯的，而文化唯物主义是威廉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