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文｜思
一，读《伊凡·伊里奇之死》
这本书是托尔斯泰的三部中篇小说《克莱采奏鸣曲》、《魔鬼》和《伊凡·伊里奇之死》的合集，探讨的都是托尔斯泰终生为之困扰不已并不断反思的婚姻、爱、欲望，还有死亡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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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采奏鸣曲》讲嫉忌与占有的故事，很遗憾，其中却是爱的缺席，男主人公那种猜测怀疑的强度堪比莎翁的《奥赛罗》。奥赛罗听信妻子不忠的谣言掐死妻后自刎，而《克莱采奏鸣曲》中，男主角瓦夏用匕首刺死无辜的妻后，在监狱里待了十一个月，余生后悔莫极，良心难安，想向火车上任何一位陌生人哭诉自己的罪过。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妻子与小提琴家有过确实的暧昧和不正当关系，全书呈现的是在火车上，男主人公的回忆视角，他的猜测和臆想的口述实录，但妻与音乐（家）的共鸣是令人怦然心动的，那里暗藏着人性对美、浪漫、和谐的永恒追求与迷恋，当然，爱情是其中最能代表的一种型态，以此暧昧来引发误会是讲述故事的常态，这让人想到托尔斯泰不朽的《安娜·卡列尼娜》。
尤记得你，安娜，你的出场是多么妩媚的诱惑：
“你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从你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中掠过，仿佛你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不由自主地忽而从眼睛的闪光里，忽而从微笑中透露出来。你故意收起眼睛里的光辉，但它违反你的意志，又在你那隐隐约约的笑意中闪烁着。”
最后，你的情人想起自己那天像疯子一样冲入火车站看见的一切：
“你血肉模糊的尸体，不知羞耻横陈着，那盘着浓密发辫的脑袋向后仰着；那张美丽的脸上，嘴唇半开半闭，凝聚着一种异样的神情——嘴唇悲怆凄凉，那双没有闭上的凝然不动的眼睛动人心魄，仿佛在说他们吵嘴时她对他说的那句可怕的话：‘你会后悔的。’”
而当时那个时代，妇女追求爱情的艰难险途中，爱情的猜疑与报复也包括在安娜·卡列尼娜被火车辗压的恍惚感觉中。然后，她的美丽与“不道德”的罪恶，她的绝望与爱情，她的怨与痛，都随她灰飞烟灭……
每次看托翁对人物的外貌和性格刻画，都让人十分激动，精准捕捉的不仅是模糊带给你的鲜明形象，背后更是作家对人类性格特点组合的把握，及人性带他/ 她可能向某个预定方向命运的延伸，这里是否可画出一幅科学图谱，追究某方面因果，似乎正是我们阅读文学的部分趣味和原因所在 。
在《克莱采奏鸣曲》里，托尔斯泰也借男主人公瓦夏之口，对女人的不公平地位，引发错乱纠结的男女关系及家庭问题，对男人对整个社会发出质疑：
“一方面，妇女被贬低到最屈辱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她又统治着一切。这和犹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势力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买卖。好哇，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就来控制你们。”犹太人说。
“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你们发泄肉欲的对象，好哇，我们这些发泄肉欲的对象就来奴役你们。”
女人们说。
“女人的无权并不在于她不能在议会中表决或者不能当法官——做这些事并不表明具有任何权利，而在于必须在性关系上与男子平等，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利用男人或者不理会男人，有权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他们所挑选。现在是男人有的权利女人却没有。于是为了获得补偿，女人就在男人的肉欲上下工夫，通过肉欲来征服男人，使男人仅仅在形式上挑选女人，而实际上则是女人在挑选男人。而女人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就滥用起来，取得了驾驭人们的可怕的权力。这种权力表现在哪儿呢？到处可见，无处不在。您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一走。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人们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简直无法计算，可是您再看一看，在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商店里有什么可供男人使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女人所需要的，为她们而制造的。您再计算一下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女人制造毫无用处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消遣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们，都在工厂里这类苦役般的劳动中被毁灭了，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女人们的任性的要求。女人们像女王一样，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束缚在受奴役和繁重劳动的罗网里。而这一切是由于人们使她们受到了屈辱，剥夺了她们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于是她们就利用对我们的肉欲所具有的影响，把我们捕捉到她们的罗网中来实行报复。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
早在一百多年前，托尔斯泰已在苦苦思索男女关系的复杂问题。男女关系扭曲，男女权利不对等，男权社会，继而让女性被迫发明软性花招与攻势，变相报复、折磨男人，引起双方关系更趋虚假和恶化，后果是，纯粹本真的情感越来越遥不可及，本可纯洁的关系弄得复杂难解，我们人为制造障碍，被自己带入迷局。还有那些越来越离奇的情趣发明、男女雾障游戏，是让我们更加认识自己了呢，还是把我们带离自己更远了呢？这也是我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而妇女的困境历史上一直都在，情况就是这样的，杀妻的瓦夏说：
“上帝给了女人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孩子），而她对这些小东西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并不都知道得足够充分。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对于我也是，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怎么能不痛苦呢？常常，我们在一次因妒忌引起的风波或是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又听说：孩子瓦夏呕吐了，或是玛莎便血了，或是安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法过日子。赶快乘马车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去请什么医生呢？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完，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从来就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象的和真正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
这一段让我想到《安娜·卡列尼娜》中，陶丽与奥勃朗斯基这对夫妇，女性对众多孩子的健康成长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没完没了的家庭琐事又让其疲累不堪，她像一台负荷过重的机器磨损了自己的光鲜，而男性也想逃避这种不愉快的生活重负，为补给生命能量，偷情寻欢，夫妻生活了无情趣，又还不能就此解散，人们嵌在这个固定齿轮里出不来，生活千百年来就这样带着他们和这个矛盾“咔嗒咔嗒”运转……在《安娜》里，这方面，有特别细致的描写，看得每个人好像被绑在刑柱上烘烤，那是你的痛、我的痛，整个社会之痛。托翁养育了14个孩子，4个夭折，或许其中，也有他自身经历与夫妻生活的写照吧，确认他的私生活与书写有多少重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一代代众生男女关系的困境。虽然现代社会发展了，政府强制计划生育，某些问题不那么尖锐了，一些问题又更加凸显，某些转为地下不安份的暗流及变形，所以，我们仍从托尔斯泰这些描述里看到婚姻、爱、欲望之间的矛盾，某些困境的阴影轮廓与人同在。
瓦夏明明知道妻子可能与小提琴家发生危险关系，又可能什么事也没，只是羡慕两人那种在音乐中心心相印的和谐，一种高超的、人们称之为情调的东西，一种细腻、高雅的审美力，在他们之间流淌，而自己却不能参与其中，所以他可能纯粹出于嫉妒，杜撰出分裂婚姻的故事，但他还是没有拒绝小提琴家登门拜访，与妻联奏。
瓦夏是完全的虚伪吗？未必……… 或许理智中，瓦夏正确判断出危险，但又被莫名的未知力量鬼魅般吸引，想一探那个魔鬼的危险深渊，就像窥探一出令人兴奋的大戏上演，所以他百般嫉妒着又放纵妻子与小提琴家的“暖昧”；又或者，他尚未意识到，自己可能欲借助一种外力，来中断（或拯救）当前与妻子彼此无爱的、痛苦磨缠的关系？不管如何，这需要一种外力震荡那些死去之物，哪怕改变一点点，也是一种新生……他没有制止妻子与小提琴家的可能危险，没有暗示规劝双方，杀死妻子，算不算自己为自己开脱的一种引诱？
2
《魔鬼》里讲的是主人公叶甫根尼放纵生理欲望，这种轻浮带来的恶果。通常我们会从强大社会舆论的唾沫淹死人的角度来处理这种故事，相反，托尔斯泰独辟蹊径。
美丽、不知羞耻、生机勃勃的农妇斯捷潘妮达，在叶甫根尼的镜像里，或许象征难以征服的自然原欲，这个故事或有强烈的道德喻意：一个放纵无度、毫无节制欲望的社会将面临紊乱解体的危险，一如叶甫根尼本来美满的婚姻，而严格的道德自律和自我约束才是最强有力、最有效的力量。
有趣的是，这个故事提供了两个版本的结尾，一是叶甫根尼挣扎在自我谴责与无法耐受的欲望间，举枪自杀；另一结尾，以叶甫根尼枪杀斯捷潘妮达而后自首结束。这个处理显得意味深长。
农奴们认为，一位老爷看上一个他领地上的农妇，在守林人撮和下，她自愿和主人发生关系是荣耀，他们早已习惯把卑下的自我当成主人的财产，这种传统的愚钝思想禁锢着他们；而一位受过高等教育、且有着严肃自审习惯的人，道德自律这杆秤，会是平衡他内心的砝码，叶甫根尼一不小心将它打翻了，非外力，而是他内心将受到自我严厉的惩罚。农奴们的顺从使读者更生怜悯，如果，一个社会的觉悟不从教育者开始，又哪能从至上而下，开始人人的自我教育呢？正如妻子丽莎和母亲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无论如何不相信医生们所说的“叶甫根尼的神经有毛病，心理变态。”她们决不能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她们知道，他的神经比她们所认识的数以百计的人都健全。 从另一方面讲，叶甫根尼或是那从黑暗中意识到自为黑暗部分的第一人，而后呢？小说点到为止，把我们引入思考，这是它的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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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凡·伊里奇之死》是托尔斯泰的中篇名作。伊凡生前是高等法院的审判委员，表面上看，他因癌疾45岁病亡。实际上，他的精神死亡从青年就开始了。他过着人所以为理所当然的中产阶层生活，因为：
“他从刚进入青年时代开始，就像苍蝇爱光一样，就总是趋附社会上地位最高的那些人，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和他们对生活的看法，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努力工作，谋取晋升，同时也愉快和适度地寻欢作乐。”
伊凡·伊里奇之所以结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出于两层考虑：“他得到一位妻子，就是做了一件使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此外，还因为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他对家庭的态度。不够爱的婚姻，妻子吹毛求疵，经常使他难堪，他以最少量而“不失当”的联系，与妻子保持一种内心疏离不致于失去“体面”的关系，此外，他在最大的范围内攫取属于自己的个人快乐。“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妻之间很少有相亲相爱的时候，即使有，为时也很短。那只不过是他们暂时停靠的小岛罢了，然后他们又重新驶入隐藏着仇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
他对工作的态度形成这种习惯：“在预审中，伊凡·伊里奇学会了一种办事的原则，即不受一切与公务无关的因素的影响，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以它的外表形式反映在公文上，完全看不出他个人的观点是什么，更主要的是，要遵守所有规定的形式。他与省当局保持了某种适当的距离，在司法界和富有的贵族中间选择了一个高雅的小圈子与之交往，采取了一种对政府略有不满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调公民权益的调子。”
婚姻生活差强人意，事业稳当，以为日子就这么一成不变好下去。然而，一次工作调离让他第一次受到挫败，继而莫名奇妙的疾病缓缓显形，家庭成员之间早已形成互不过问、漠不关心的相处模式，最后，伊凡在无人真正关怀和孤独的病痛中死去。临死时伊凡才发现，自己的一生“过得不对头”。
他曾从婚姻的不如意，转向沉溺工作，而后工作受挫，又突然瞬间转向对家居布置的爱好，这些曲折转变惹人深思。婚姻的寒凉是他从未投入感情的公平结果，工作也不是爱好与热情的投入，它只算得上一种形式主义与生活所需报酬之间的算计与权衡，而家居布置更像落水之人抓住最后一块浮木以期获救。
这个故事打动我们的是，足量的值得信赖的细节呈现，托尔斯泰细致描写了一个染病的人如何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一个医学上也令人十分信服的病症形象，这个身心皆病的人，内心如何不甘情愿、不肯放弃、无法平静的思索斗争，以及最后在领圣餐时的释然：“他的一生都不对头，但还可以纠正。他问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头”的呢？接着他便安静下来，凝神倾听。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妻子走到他身边，他也望了她一眼。她张着嘴，鼻子上和脸颊上还挂着没有擦干净的泪水，她带着绝望的神情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 ”
当我们在临死时，还尚有力量可怜别人时，那爱就在不远处呼唤我们了，不是吗？虽然对伊凡来说，这领悟来得太晚，而实在，又为时不晚……
二，读托尔斯泰《忏悔录》
托尔斯泰另一个短篇《舞会之后》，也一贯有说教的味道：道德至上。我想起在哪看过，有段时间，他谋划写作一系列故事，就是为了寓教于人这个目的，《舞会之后》这个故事，依稀可看见中篇小说巜克莱采奏鸣曲》，长篇《复活》的雏形，它们像这个短故事的加长版——就是对道德良心自身的拷问。托尔斯泰的自审精神无人能及，太过真诚审问自己、审问社会道德，让他受尽磨难，众叛亲离，如临深渊，也特别让人感动，这种品质成就他，也吞噬了他……对自我的审问是他的利器，扎向你、扎向我，更扎向他自己。正因此，是否宗教与道德的偏爱和顾虑影响了他，束缚了他，致使他不能像大哲学家思维一样更加开阔和明晰？但他一生不舍不懈地追问，觉得他不是哲学家，他是哲学精神开辟的最好代表……当然，这篇文章撇开道德考量不谈，托尔斯泰叙述故事的能力，自然朴实而沉稳的笔调，还是令人惊叹的，因为他知道，像纺车一样旋转的生活细节，人们被拖入或主动求索的思考，它们本身就蕴含一种不明而自显的力量……
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像是中篇《魔鬼》的加长版，不管是《克莱采奏鸣曲》、《魔鬼》还是《伊凡·伊里奇之死》，背后都有一个忏悔的人，一个忏悔的声音，让人想到读来令人心惊胆战的《忏悔录》，这种“胆战”是说解剖自我的手术刀寒光，毫不留情地扎向了自己。托尔斯泰的《忏悔录》，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却沉重如山。想想噢，一个人花了一生精力，走过多少山川沟壑，穿过多少骤雨疾风，又历经内心多少万水千山，把信仰的探索等同生命、等同呼吸、等同人类存在的因由背负而行，注定是不得轻松的，你可以说这追求是生之负荷、生之鞭策、生之魅影，或许，你永远在不得其终的路上！而生命或是拖着“这影子的重负”继续前行。
其实在早几年前我已对人生的意义有过追问，所以对托尔斯泰的理论推演并不太震撼，让我纠心的是他被意义囚禁所受的心理折磨和虐待，附上几年前自己对人生意义的认识吧：
现代主义处理的主题是意义、意义破灭和意义再生。我觉得说“人生无意义和荒谬”只是人片面的认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便承认，因为知道意义是幻灭的，相对的，所以我反而坦然了，尽量抛弃它对我的束缚。
可能每个人的世界观不同，导致他们的思想异别。比如我不会很强烈去追问人的生的意义，生的荒谬只是某些哲学问题之说，即便我也认识并承认生的匆促与荒诞，但我更愿与自然融为一体，所以心理上感觉与死的距离并不那么遥远，甚至是亲切的，并不为死而太感悲伤。这样，我与世界顺理成章达成了一种奇异的平衡，性格也趋向平和。这似乎又与文学世界背离，因为文学常常需要大的气势，慑人的力量，这在文学的悲剧审美是极需要的……
亚瑟·叔本华说：“生命是一团欲望，欲望不满足则痛苦，满足便无聊。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摆。” 帝皇概莫能外，兴许手握江山，目之远及，起起落落，比常人体会更深，关于人生的某种意义感和幻灭感。意义的设置驱动人类经济、文化文明的进步，或者说，意义的设置吻合了人性的某些特点，疏通导向，社会需要群体和个人正能量的价值观去追求，创造财富，但这个建造的意义大厦，在个人受挫时，在冲突挤压时，在突然转身时，在回望内心时，某些特定时刻，会遭到质疑，甚而构建的整个意义世界的坍塌，个人就开始了存在性之追问……
觉得哲学近乎偏执的穷追不舍也正是它可爱的地方，而每个时期的思潮是片面的。当然每个人有追问不追问自己人生意义的权利，仅是择取不同的人生态度而已。为什么要先预设一个意义？其实我也很喜欢哲学，只因为爱，所以不断质疑，对既成的定论是抱着警觉态度的。即便我成了离经叛道的小丑也不要紧，这个表面的东西不重要，重要是你在质疑中生成自己，生成属于你自己的价值观和判断。就算对方说的对，我也甘愿充当一个对立的角色，因为只能这样比较，才能让问题呈显，越来越澄清，结果可能不是唯一，就让它悬置在那儿，这让以后更多累加的疑问交织进去，就会逼迫出一个不断向前运动的结果，从量变到质变。
今天与一朋友因为从不同角度去说意义，就有了不同观看，比如她从哲学，我更多从文学，文学更重视人性和包容。我不认为意义垄断世界，对现代主义这种哲学的主题“意义、意义破灭、意义再生”虽然赞同，但认为可能还有更宽泛的东西存在，各个哲学流派是盲人摸象，但不代表整体，即便把各碎片全部合拢，也未必能涵盖世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承认这个有限才能向无限趋近。比如像局外人那个主人公莫尔索，他别于常人，他的人生没有我们通常认为的强烈意义，但他坦然，他喜欢徜徉在大海和阳光里，为生命的自然张扬而喜悦，我尊重每个人与己不同的价值观取向，也很欣赏意义与行动并进的人生，但也从不认为它是唯一。
意义是人在危机意识处赋予的暂时慰籍的符号，很多时候，也正是这种对生的恐慌与反击才创造了诸多财富和人类璀璨的文明，这是值得积极肯定和称颂的，但人的生命型态正因为各种态度选择才形成它的丰富性，我也欣赏那些不为意义而生、没有意识觉醒的人，他们同样有理由存在于这个可爱的世界。
昨晚，有人对诺奖诗人露易丝·格丽克的铿锵诗句“我为一种使命而生”提出质疑，认为太虚，有点矫情。这是从她众多诗里摘出来的一句，中国的某个诗歌分享会挑出这句拟为主题。我想质疑者从世俗生活出发，而格丽克表达的是一种对文学的严肃态度和她个人认可的的生命意义吧，可把它当成一种修辞说法，何况，她的确有现实又浪漫的一面，或者说，文学与现实有别的，就徒剩这高举的、一往无前的、无限想象力的精神旗帜了！格丽克让人震撼的即是她诗歌里（或人生里）这一路永不停步的追寻，这句诗是她细察她人生风景时留下的其中一个路标，她的其它的追寻脚印散落在其它众多诗行里，都留下了印记，它不是唯一，它或代表某个阶段的意义，某类人的生存态度，并不强求人跟随。
事实上，我们如此矛盾，意义会反反复复来诘问，强加给生命一个意义有时会让人失望，没有它又无法前行。人很多时候是在生命无意义的绝望感觉中左冲右突，而在这个冲突过程的迷惘、困惑、寻找或已附带出生命存在的意义，尽管未必能找出结果，但走过这一路风景的人，与从未探求过信仰的人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正如加缪研究西西弗斯后得出的结论。关于生无意义的困窘，波德莱尔有一段极富诗意的话：“永远地沉醉吧，其它一切都是浮云。不想感受时间那可怕的重压，那就一醉不醒吧。醉于何物？美酒，诗歌或者美德，随便。但一定要沉醉。”
当别人直接告诉我们，如果不想自杀，那就应该记得那句话：生命没有意义，存在即是价值，因为存在意味无限——— 无限创造，不管是积极营建一种人类关系的努力，或是创造物质财富，服务他人，亦或投入艺术活动的创造，这是人的积极定义，虽然我们有些人不会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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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思
左手握文字，右手握生活，並時常被兩者拋棄和接納，她不想過多言說自己，更相信日色賜福予生命的公允，她的夢與你日日夜夜寓居的夢交纏、共生，並沒有太大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