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最近在看岳南的《南渡北归》，读到“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一段，傅斯年说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禁不住笑了起来，这个“目空一切”的傅大炮，也有“低头服软“的时候，哈哈！

五四运动上街游行

傅斯年何许人也，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山东人，解放战争期间逼着老蒋撤了孔祥熙和宋子文行政院长职位，连老蒋都怕他三分。孔祥熙下台后，每每提到傅斯年，都咬牙切齿，因为傅斯年有严重的高血压症，每每被孔祥熙咒死。傅斯年确实“目空一切”，学术界除了敬重陈寅恪和胡适，其他都是“浮云”。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召开的全国教育善后复原会议上，傅斯年作为西南联大常委、北大代理校长出席会议，会议上非常活跃，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原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时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政府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蒋廷黻讥讽傅斯年是“太上教育部长、太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太上北大校长”，傅斯年反唇相讥，说自己只做“太上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怕争执引起傅的心脏病，也不敢多言。

就是这个傅斯年，在延安窑洞和毛泽东秉烛夜谈时，说出“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讲话还是很有高度和水平的，没点高瞻远瞩的水平是讲不出这个话的。尽管傅斯年是学术界的巨擘，但是傅斯年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一生对政治的介入将自己定位为“诤臣”的角色。很多人说这话是傅斯年的客套话，我倒觉得是傅斯年的真心话。只不过1945年，傅斯年将毛泽东和蒋介石比作项羽、刘邦，到底谁最后一统江湖，傅斯年确实心中尚无底。

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1945年7月的延安之行，毛泽东特意安排了一晚与傅斯年长谈，固然是因为傅斯年是学术大鳄，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毛泽东和傅斯年在北京大学有过交集，1918年9月到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了约半年时间，而当时傅斯年就在北大。

毛泽东在延安宴请六人组

毛泽东曾经向斯诺回忆了自己在北平的贫困生活：请杨昌济帮助找工作，杨教授将我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给我找了份图书馆助理员工作，每月8元。我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借阅报纸的人名，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他们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管理员说的湖南话。这段回忆说明北大的生活并没有给毛主席带来愉悦，相反是有些悲凉的回忆。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与邓中夏等在陶然亭公园合影

我猜想，傅斯年肯定回忆不起：自己曾经在北大图书馆，毛泽东递过来签名册，并想和自己交谈，而自己只是敷衍几句，赶紧去办自己要紧的事情。假如时光倒转，傅斯年一定会仔细聆听毛泽东的高论，尽管两人在政治、文化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灵魂的思想，还是可以互相吸引的。

毛泽东当然是一代顶级豪杰，在备受冷落中也在思考中国的未来，“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在湖南时憧憬北平的新文化运动，到了这里，见识过了，完全不是自己所想。北大时的毛泽东也曾写信给朋友，认为自己被傅斯年、罗家伦等欺骗了，他们也并不是很优秀。毛泽东在寻求自己的出路和中国的出路，就像那怒放的梅花，毛泽东一定有着自己的宏伟志向，只不过那时候还不够清晰罢了。

遥想延安窑洞内毛泽东和傅斯年一晚上的秉烛夜谈，一个未来中国的领袖，一个民国时的学术大鳄，确实纵横天下、收放自如。毛泽东说起，政学两界傅斯年尝自负为西楚霸王，傅斯年赶紧说出了“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讲的人是真诚的，听的人是非常受用的，想必毛泽东听完心情很舒畅。

傅斯年与周恩来

傅斯年的人格魅力我是很欣赏的，他严格执行“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体现了民族气节之爱恨分明。很多人说傅斯年霸道、自立山头，那是个人立场问题。陈寅恪抗战期间被阻隔在香港、生活陷入困境，傅斯年上下疏通，靠着自己的强大面子终于从政府申请了一笔钱，帮助陈寅恪脱离险境。傅斯年就是这样的人，自己认为对的、有价值的，就一定坚持。可惜受制于疾病，与郭国基在省议会厅会议上辩论，导致心脏病发作，去世时仅50岁。傅斯年年轻出道时被誉为“孔子之后第一才子”，确实才能非凡，其行事作风虽然“毁誉参半”，但喜欢他的人深爱其为人为事魅力及学术风范。

傅斯年与胡适

最后补充一下，为什么黄炎培、傅斯年等六人会去访问延安。1945年抗战胜利，就中国的未来方向国共两党出现分歧。蒋介石要求中共交出军队方可承认中共合法地位，才能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中共当然不同意，毛泽东4月在党七大会议上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要求国民党废除一党专政，成立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临时中央政府。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其首领章伯钧、罗隆基、左舜生等产生了“非分之想”，以为可以凭借自己纵横捭阖之术在国共斗争中起到调节作用并取得自己的利益，当然是痴人说梦。至于傅斯年为什么会去？傅斯年是作为无党派人士参加的，八成是禁不住章伯钧等人的说服，或许他自己也愿意去延安走一趟，探探行情。成行之前，陈寅恪写信除了委托傅斯年去延安帮自己向林伯渠、范文澜要“新刊中国史”几本书，同时也预言此去延安之行将是毫无结果，不过去逛逛也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