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捷径”的现代意义

“终南捷径”的现代意义
史飞翔

一、终南捷径的出处
“终南捷径”一词，出自《新唐书•隐逸传•卢藏用传》：“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征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晚乃徇权利，务为骄纵，素节尽矣。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

二、终南捷径的衍化
卢藏用堪称是走“终南捷径”的代表人物。事实上以退为进，以隐居获得清名，由隐而仕，历史上代不乏人，姜尚、诸葛亮、王猛、谢安、种放、陶弘景等皆是如此。“终南捷径”现象虽说古已有之，但似乎以有唐一代最为典型。
以大诗人李白为例。开元十八年（730年），三十岁的李白抱着“三十功名尘与土”的心情来到长安。李白到达长安后并没有直接进入长安城，而是隐居在距离长安城不远的终南山。李白以终南山为据点四出活动，在长安结识了崔宗之，拜见了宰相张说，并结识了他的两个儿子，在他们的帮助下李白两次登上终南山楼观台谒见玉真公主。玉真公主是睿宗的第十女，当朝天子唐玄宗的妹妹。她在太极元年出家做道士，后赐号“持盈法师”。李白在玉真公主别馆向公主呈献了《玉真公主词》等一系列表达进取、希翼提携的赠友唱和之诗，意在求得玉真公主的赏识和引荐，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遗憾的是，李白在玉真公主別馆忙乎了一段时间，却没有得到任何举荐。第二年，李白就再也待不下去了，于是他走下终南山，西游邠州﹑坊州。翌年春，再由坊州回到终南山。不想，在长安街市与一帮斗鸡徒们发生了冲突，五月份即离长安由黃河东下至梁苑。最后，三十二岁的李白很不甘心但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安陸。可能是时机未到，也有可能是玉真公主此时对李白还不太了解，所以，李白的第一次隐居终南山和长安之行，并无具体的收获。李白虽然怅然、苦闷地离开了终南山，但他此番的隐居并没有白费。后来，玉真公主还是在皇帝哥哥面前举荐了李白，这才有了后来天宝元年的奉召入京和赐翰林供奉的事。李白在终南山实施的这一系列的“买君顾”活动，虽然当时看着无果，但后来还是起了关键作用，这表明“终南捷径”还是有用的。也就难怪士人要竞相模仿了。
《旧唐书•隐逸传序》云：“即有身在江湖之上，心游魏阙之下，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退无肥遁之贞，进乏济时之具，山移见诮，海鸟兴讥，无足多也。”《新唐书》卷一九六《隐逸传》云：“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命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这表明，在唐代“终南捷径”不再是个别人的个体行为，相反它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进而衍变成为一种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

三、终南捷径背后蕴含的社会问题
“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人登堂入室、获取功名的一种途径和手段，是因为它确实是文人入仕的一条途径。现仍以唐代社会试分析之。
唐代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视征召隐士的朝代。据《新唐书•选举制》上：“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唐代帝王对隐士礼遇有加。唐太宗曾下诏：“若有鸿才异等，留滞末班；哲人奇士，沉沦屠钓，宜精加搜访，进以殊礼。”此后，唐高宗及武则天也秉承了这一风气，“访道山林，飞书岩穴，屡造幽人之宅，坚回隐士之车”。中宗、睿宗时仍沿用这一风气。到了玄宗朝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元五年，皇帝下诏“有嘉遁幽栖，养高不仕者，州牧各以名闻。”肃宗乾元元年“犹虑岩穴内尚有沉沦，宜令所在州县更加搜择，其怀才抱器，隐遁丘园，并以礼征送。”代宗广德元年“有怀才抱器，安贫守节，素养丘园，为众所知者，具以名闻”。穆宗元和十五年“如有隐于山谷，退在丘园，行义素高，名节可尚，或才兼文武，卓然可奖者，具名荐闻”。由此可见，礼遇隐士几乎贯穿于整个唐代。唐代帝王对隐士的优遇助长了终南捷径之风的盛行。
此外，唐代还在科举中设置了一系列征召隐士的举制科目，如：唐高宗显庆四年的“养志丘园嘉遁之风戴远科”，麟德元年的“销声幽薮科”，乾封三年的“幽素科”，中宗神龙元年的“草泽遗才科”，景龙三年的“藏器晦迹科”，玄宗开元二年的“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天宝四年的“高蹈不仕科”，代宗大历二年的“乐道安贫科”，德宗建中元年的“高蹈丘园科”，穆宗长庆四年的“山人科”，文宗大和二年的“处士科”等。由于制举一经登第即可授官，无须如进士、明经那样要过礼部、吏部的考试关，待释褐而逐个阶梯攀升。这些科举科目的设置无疑促使了大量终南捷径之士的产生。
唐代如此，其它朝代也存在类似情况，这表明“终南捷径”形成，并非一时的风尚，而是长久以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累。“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一种风气、一种时尚，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有它深刻的社会根源。“终南捷径”，之所以能成为古代文人的一种情结，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环境有关。在古代，征辟隐士被认为是政治清明的表现。《论语•尧日》：“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对帝王而言，征辟隐士是王朝收服民心的重要举措，也是政治清明、王朝兴盛的象征。高蹈不仕的存在无疑是对统治者的一种最大的否定，这种政治上的负面效应是当政者所不愿看到的。基于此，历代帝王大多对隐士是惠赐存问，优渥有加，甚至是“蒲轮当车”。士人渴望进入权利中心、建功立业，而帝王也愿意以举隐士来标榜自我、收买人心。这样以来，在士人与帝王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正是这种彼此需要促成了“终南捷径”的发生。
为什么要在终南山隐居而不是其它地方呢？这是因为“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位于“天之中，都之南”的终南山与长安宫阙近在咫尺，隐于终南山容易为上层社会所知晓。终南山成为隐居的胜地，除自然景色外，地临长安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在一些人的心目中，终南山原本就是长安城的一部分，接近此地，也就意味着距离京城上流社会不远了。地理位置与人文荟萃的紧密联系，使得终南山成为政治中心——长安的一个不可割裂的舞台。对于那些一心想进入官场的人来说，隐于比邻京城长安的终南山，名为隐居，实为扬名待举，候召入仕，无疑是一条进入仕途的捷径。

四、终南捷径的现代意义
“终南捷径”虽然是一个含有浓厚贬义色彩的词，专门用来讽刺那些借隐居以求官的假隐者和政治投机者，但是它却是最能代表中国隐士精神的一种特殊形态。隐士就实质而言，虽然不乏一些息心绝念、高蹈远举的真隐者，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像卢藏用、种放之流的假隐者。真隐士是寻求心灵上的旷达和洒脱，而假隐士则是借隐居来达到做官的目的，隐居只是一种手段——一个为达到目的而比较有效、便捷的手段。真隐士是“心隐”，是为了摆脱世俗的困扰，追求心灵的自由，实现诗意地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人生的一大解脱。譬如孔子周游列国、疲惫不堪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的尔虞我诈，便要凭虚御风、悠游逍遥；陶渊明在仕途失意时，便解甲归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是“身隐”，是官迷、财迷，譬如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中隐”到宣城的谢脁、披着袈裟的“黑衣宰相”慧琳。

如今，“终南捷径”早已成为一段前尘往事，衍生“终南捷径”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今天再也不会出现“蒲轮当车”、“具以名闻”的情况了。今天的时代，早已没有“终南捷径”存在的土壤和环境了。“终南捷径”是不存在了，但“终南捷径”带来的那种思想理念、行为方式并没有完全消解。相反，在某些时候它有可能还愈演愈烈。世界已进入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整个地球都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我们依然面临一个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治学，只要运用的妙，都可以从“终南捷径”中汲取营养、智慧，进而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现代社会经济转轨、文化多元，在这样一个时代“终南捷径”并非毫无现实意义。相反，它可能会承载更多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