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 向达的悲剧
史飞翔
向达（1900—1966），字觉明，湖南溆浦土家族人，著名历史学家，以研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而闻名。向达为人耿介、倔强、清高、孤傲，1949年的一份有关他的“政治思想情况”材料中，有如下定性式的评价：富有正义感；自高自大，有学术独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坚贞，无士大夫的冷静……
1946年12月31日，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特务分子公开在北大民主广场撕毁进步学生张贴的有关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向达立即上前制止，严正指出：“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大字报，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48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暴徒们大吼：“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讲话？”他一字一顿地回答：“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姓向名达。”特务们骂着挥拳打他，广场上的学生立即前来保护，把他劝走。他当即找到校长胡适，提出辞职，一直到打他的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休。
40年代后期在北大时，向达曾当面质询校长胡适：“胡先生，您把北大所有的图书经费，用去买《水经注》。我们教书的几无新材料作研究工作，学生无新教科书可读，请问这是正当的办法吗？”说这话时他一脸严肃。胡适笑着说，“我用北大图书馆经费买几部《水经注》，是确实的。要说我把所有的图书经费，全用在买《水经注》上，以致学生无新书可读，那是不确实的，哈哈。”
后来胡适提出“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向达又讥刺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哪有工夫去想十年二十年的？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你别看他这样与胡适过不去，但后来当举国上下一起围剿胡适时，他反倒不愿落井下石。不曲意逢迎在前，不乘人之危在后，这就是向达的书生本色。
向达性格高傲，言语率直，不善处世，所以一生不合时宜。1955年他在《向达的自传》中这样剖析自己：“我虽然有正义感，但我并不加入民主党派，这充分表现了我的旧知识分子性格。我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专门研究中西交通史……我用的是纯客观主义的方法。不问政治的纯学术的观点支配了我的思想……”
1949年向达被提名为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提名为第二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4年5月，中国科学院征得北大的同意，命向达兼任新成立的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长（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第二副所长是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6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如此高的待遇，放在一般人简直是求之不得，可向达偏偏不想做，他认为社会活动太多，会影响他的正常读书和研究。
1957年2月末，全国政协开会，27日，毛主席在怀仁堂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次日，政协委员在政协礼堂开会讨论。据郑振铎的日记所写：“九时，到政协礼堂，参加座谈会，即讨论昨天毛主席的报告。向达牢骚甚多。”至于具体是什么牢骚，郑振铎没有记。
1957年“大鸣大放”时，向达提出史学界要百花齐放，不能只开“五朵金花”，只作古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及民族问题这五个方面的讨论，在学术观点上，也应百家争鸣。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个别结论，不能代替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他说：比如考古发掘，怎能说明这一锄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那一锄是马列主义的？如此出言无忌，后果是自然可想的，侯外庐、翦伯赞、陈垣、邓广铭、胡厚宣、杨向奎、白寿彝等均撰文批判他，可见当时讨伐声势之盛。最严重的是向达还被诬为有攫取湖南省土家族自治州州长的野心，于是，新旧账一起算，他和黄现璠、雷海宗、王重民、陈梦家一起，被错划为史学界五大右派。
“文革”中向达备受折磨凌辱。邹衡教授这样描述向达惨遭批斗的情景：“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可怕的太阳似火的上午，时在1966年6月，几个‘造反派’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先生，在三院二楼外晒得滚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向先生已是66高龄。”此时的向达，尽管还暗中嘱咐友人“不必耿耿”，将如“凤凰涅磐，获得新生”，谁知，此后不久向达就因尿毒症病逝，遂成为“文革”中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去世的学人。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