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历史总是让人惆怅。这一期简单写几条关于近来读史的感悟。
一是后世对隋炀帝杨广的评价。杨广是在江都被杀的。从此，他被叫做隋炀帝。这是差得不能再差的恶评。关于谥法，特意去百度了一下，炀的意思有三种：好内远礼（贪恋女色不遵礼法），去礼远众（破坏礼制背弃公众），逆天虐民（违背天理虐待人民）。有前两条就是昏，有后一条则是暴。根据后世的描述、演绎和普遍看法，杨广大约是兼而有之，既昏又暴。问题在于，他真有那么不堪吗？未必。有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秦始皇做过的事，隋炀帝多半也做了，却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却没有开凿运河。那么，凭什么秦始皇和唐太宗是千古一帝，隋炀帝就只能遗臭万年？这很不公平。如果连累到隋的意义也被低估，就更不公平。没错，隋是短暂的。短短三十八年，相对于三千七百年的中华文明史和两千一百多年的中华帝国史，可谓弹指一挥间。然而,这个短命王朝完成的工作量，却相当于其他朝代的数倍；它留下的物质遗产、文化遗产和政治遗产，比如大运河、科举制和三省六部制，则直到明清两代都让人受用无穷。这样的王朝，难道可以小看？可惜，历史从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我们也只能管杨广叫隋炀帝。所以，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二是关于文天祥的死。历史上死的人多了去，人皆有一死，或轻或重。这里要说的是文天祥的一个幕僚，幕僚名字叫王炎午，他曾受过文天祥很大的恩惠。然而就是这个王炎午，在文天祥被捕后，写了篇生祭文劝他速死，在他死后，又虚伪地写了篇死祭文假装真诚。好嘛！原来报答一个人的恩情，就是让他去死！问题是，他自己却不身体力行，而是问心无愧地活下去，安然无恙地活了四十一年。的确，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我们不能要求王炎午去死，正如我们反对他逼文天祥。然而每个天良尚存的人都可以问他一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无法做到的，凭什么要求别人做？如果你当真认为只有一死才能报国，为什么不找个众目睽睽的地方死给我们看？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历史往后翻729年，也就是2012年的1月9日，正是小女梦媛的出生之日，算是一个巧合吧。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只是，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三是“存天理，灭人欲”的无耻口号。我们知道，程朱理学对后世的影响长达七百多年，但最让人觉得恐怖的是“以理杀人”。坚守是要的，但只能靠自律，不能靠他律。道学家之相逼，围观者之起哄，当事人之非一死不足以自证清白，只能造成人性的压抑和心理的变态。比如王玉辉。王玉辉是清代吴敬梓《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他的女儿丧夫之后决定死节，母亲不赞成，公公婆婆也不赞成，只有王玉辉拍手叫好，甚至在女儿去世后仰天大笑，说是就连自己都未必能够死得这么风光。直到知县和乡绅一众人等前来拜祭，这才恢复人性，开始悲悼女儿。后来看见穿白衣服的年轻女子，就心里哽咽，那热泪直滚出来。事实上，尽管朱熹使用了哲学甚至类似于科学的方法来论证天理，也尽管理学家们口口声声恻隐之心，然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八个字，以及上一段提及的王炎午的生祭文，仍表现出对个体生命的冷漠。是啊，文天祥的尚且不是命，寡妇们的又值几何？不过街头巷尾的闲话，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顺带提一句，朱熹跟程颐晚年一样，最后结果都是在监视居住中黯然去世。是的，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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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为我，全在于那些独一无二的经历。于是有必要把自己平日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一条一条，积少成多。取名“晓世闲言”，自是仿了“三言”体例，“晓”是我的名字，说的尽是些“闲”话，如此而已。我随便写，您将就看吧。
方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