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对阎连科的了解确实不多，只记得几年前读过他的《日光流年》，很厚的一本书，还写过只言片语的读后感。书自然是不知道扔哪去了，读后感也找不到了，写的啥内容现在已经全忘了。但拿到这本书后，翻了翻，不厚，像本散文集，从目录来看，都是生活、家庭、亲情、故乡之类的回忆性文章，觉得很适合在睡觉前快速阅读。于是，大约花了三个或者四个晚上，就把它扫描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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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语言很平实，感情很真挚，都以回忆叙事为主，读起来完全不费脑子，而且每篇文章都不长，适合夜间阅读。
有些书是催眠的，看过即忘；有些书却能让人产生共鸣、共情，这本书应属于后者——夜已深，合上书，那苍凉的文字立刻化成一幅幅生动的生活图景，在脑海中盘旋。虽然写的是他父亲、大伯、四叔三家的零零碎碎，但他的诉说却是千千万万个百姓家庭生活的缩影，与自己的所见所闻，甚至亲身经历的某些事是那么地贴合、相似。
可能历经苦难是他们这一辈作家的共同点，莫言、贾平凹、迟子建，以及比他们年长些的路遥、陈忠实等莫不如是。有的苦难可能是环境的恶劣、物质的贫乏、制度的使然造成的，有的可能是精神的困顿、思想的禁锢、生活中的大变故导致的，但好像前者居多。我很敬佩这些作家的品质，在极度、极限的艰难困苦中，没有随波逐流、自怨自艾，与所谓的命运一起沉浮，而是奋起抗争，通过努力，改变了人生轨迹，实现了“阶级”改造和跨越。
毫无疑问，阎连科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的成年之路是悲苦的，但他对苦难的注释又是那么地轻描淡写。他写他的父辈们为了履行那最朴素的角色责任——不管谁家，都要雷打不动地为子女们盖几间大瓦房，哪怕到临死前的一刻，只要有口气在，一定会为这个目标奋斗着，目的就是让自己的孩子们都能有个新房结婚生子。
他在书中写到，为了建房，他大伯一家不顾冬天那凛冽的寒风和刺骨的河水，全家男女老少集体出动，去很远的地方打石头。可以想象其中某一帧画面：在零下几度的气温中，一群人把裤腿挽得老高，赤着脚淌着半冰半水的河水，用肩挑背扛的方式硬生生地把笨重的石头从河这边运到河那边，小孩可能是双手抱着一个小石头，女同志可能用背篓背着一个石头，男同志可能两人或者四人抬着某块石头，上身汗水直流，下身冻得失去知觉……在现在看来，这些不可能在二十一世纪发生的事，那个年代确是普遍的现象。
他写到，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去新乡火车站当搬运工人，任务是把火车卸下的煤或者沙子用架子车运到三十多里外的水泥厂。一车装一吨，人当畜用，起早贪黑，60里路要走一天，他却连续干了两个多月，最后肩膀变得一高一低才作罢。在水泥厂，他和他堂哥干的是在悬崖上撬石放炮的险活累活，一天干16个小时，一干十天半个月不下山，不洗澡，下班就倒在地上睡，醒来就去干活，支撑他拼命苦干的理由就是每月能向家里寄一点钱，或给姐姐治病，或补贴家用，以减少父亲的经济压力。
他写到，他被家人电报通知回老家参加高考，却不知道有哪些学校可以填报志愿，问老师，老师让随便写个校名。所谓的老师也是一群大坑货，只知道河南大学和北京大学两所大学，于是全县考生都把志愿填成了北京大学，结果无一录取。
然而，他的叙述仍是这样的平静，没有愤怒的情绪，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抗诉命运的不公，缓缓道来，那么地理性和从容。
我喜欢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写得很真实，很坦诚，没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为老者讳，没有过滤记忆中的一些“杂质”，所以文本读起来很干净、很真切。
比如，他说，他为了让自己顺利上高中，只好夺走姐姐上高中的希冀；他父亲病危之际想看《少林寺》电影，他当时有这个经济能力，却因为自己的自私，不想花“冤枉钱”，而默默地拒绝；他大伯虽然人好，却喜欢赌博，还把他自寻短见的事也“公示”出来了；他四叔退休后不适应农村生活，最后只能依靠酒精和麻将寥度残生，这样的“家事、丑事”也被“揭露”出来，怪不得他的有些书被禁了（虽然他的其它小说我没看过，看评论应该是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
忏悔和救赎大概是他“自我暴露”的本意。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悲天闵地的情怀，一味地唱赞歌，他的作品终究会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悲天闵地不是书写黑暗、遮挡光明，而是透过黑暗、穿过黑暗更好地走向光明的未来。他的“自我暴露”“自我揭示”不仅让我们看清一个老作家讲真话、说真话的高贵品质，更让我们了解了他的父辈、我们的爷爷辈，他们那段鲜有官方历史记载的贫民生活的“活”历史。
比如，他写下放到他们村的知青，不下地劳动不说，每天还要在卫生环境最干净的农户家里吃派饭，而且吃的是农民家过年都吃不上的白面，小孩子们只能流着口水远远地看着他们饕餮地享受；他们时不时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村民却对他们没办法；有人强奸了乡村女孩导致别人投河自杀，强奸者却跑路了，然而政府并没有履行自己义务，去把知青抓回来；令人讽刺的是，一个农民犯了同样的事，最后却被枪毙。我认真阅读了当年文化部下放到咸宁的6千多知青历史，在我看来，那些知青真的是受尽了苦头，当年写毕业论文时，看到相关材料甚至都想流泪，而下放到阎连科老家的知青却是这么个样子。这样的“异”史，也只能在他这样的书中看到只言片语。
没有历史常识的人，尤其缺乏现当代史常识的人是可怕的。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阎连科父辈及他们自己的奋斗历程和生活轨迹，是现当代史中一个小的可以忽略不计的点，但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点，才汇聚起了历史长河的画卷。我并不觉得揭露艾滋病就是传播负能量，书写故乡的贫穷就是对家乡的亵渎，拍摄一部《海上传奇》就是向外国人递刀子。因为只有正视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视现在，把握将来。
大概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写作领地，贾平凹的商州、秦岭、废都，刘震云的延津，莫言的高密、红高粱，迟子建的大兴安岭、雪、额尔古纳河，路遥的黄土高原、窑洞……阎连科也一直躬耕在他那故乡的几亩田地上，亲情、乡亲、贫穷、落后、艾滋病、卖淫……这一切都是他书写的题材。而他也因为写作对象的选择，被格外“重视”起来。就像他在书中叙述的一样：因为写了几部令人“恼火”的小说，每年春节，县领导都要去拜访的惯例被打破了，老家变得门可罗雀，家人纷纷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不要写那些让人不高兴的文字，他们县的领导直接对他说“你其实是我们县最不受欢迎的人！”但那又怎样，我笔写我心，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批不受欢迎的人，通过作品发声的方式，让某些严峻的现实问题得到重视，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灰色”是整本书的色调，但在“灰色”中又充满着人间的真情和温暖。在那个穿不暖、吃不饱的年代，他的家族却保留着古风：几个家庭之间相互帮衬、相互协作，兄弟姐妹间和和气气、相互支持， 长幼有序，孝悌持家 ，尊老爱幼，宽以待人，没有兄弟阋墙、没有妯娌失和、家庭矛盾不可调和的记录。在我的记忆中，或者说在我老家，这样“天然和谐”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读到他那些回忆，一方面很悲伤，另一方面又很感动。
如作者写到，他上初中时，以为他四叔在国营水泥厂工作，属城里人，很光鲜，很体面，很幸福，所以看到四叔回家穿的“哒哒颤”的裤子（一种化肥袋子做成的裤子）和“的确良”的衬衫，他很羡慕，便让他四叔留给他。而四年后，他四叔要参加一个水泥厂工友的婚礼，却因为自己的“体面衣服”刚洗没有晾干，一直焦急地等到晚上，直到他看出来了窘境，把他四叔之前给他的“的确良”衬衫和“哒哒颤”裤子重新拿出来，他四叔才赶去婚礼现场。
譬如，他大伯每次外出织袜回来都会给晚辈带些廉价的糖豆，而且先分给自己的侄儿侄女，再是自己的子女，但大多时候，轮到自己的子女时已经没了；譬如，他姐姐发病时，实在忍无可忍，就躲到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撞，等待剧痛过去了，才回到家里，目的是不让家人担心，因为贫穷的家再也拿不出来钱来看病了；譬如，为了大堂哥顺利结婚，三个家庭扭成一股绳，出谋划策、忙前忙后；譬如，他成名后，因为写了一些“不正确”文字，备受各种压力，老家亦受影响，但回到家，几家人照样和往常一样，聚会、聊天，无任何责备之意……
多么有温度的家族，多么有温度的亲人，也许只有在这样环境的滋润下，在这种大爱的熏陶下，他才能坦然面对一切艰难困苦，一路成长成才，最终走出贫瘠的故乡，最终让代际贫困在他那里得以阻断，最终让父辈的悲剧停止在新生代身上重演。
为什么眼里饱含泪水，因为爱它爱得太深沉。阎连科爱他的父母、爱他的亲人、爱他的故乡、爱他家乡的一草一木……他以单薄的文字表达出饱含着泪水的感情，这本《我与父辈》确实值得一读。
黄嘉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