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三哥的婚事
文/王思革
思真三哥是一个不爱说话且非常固执而又心胸狭窄的人，都二十八、九岁的人了，还没有成家。母亲在的时候就一直为这事犯愁，母亲去世以后，又轮上我这个当弟的熬煎了。
在陕北这个地方，一般结婚都早，年轻女孩子大都在十七、八岁就结了婚。有的结婚还早，到了这个年龄甚至把两个孩子都抱上了。超过二十岁的女人几乎很少，即便有，也是五官不全或是有什么大毛病。象过了三十岁的男人，也很难找到媳妇，只能眼睁睁地打光棍了。再加上三哥那性格，一脚踢不出个屁来，初来乍到，人生面不熟的，想说个媳妇更是难上加难。为这事，我不知操了多少心，跑了多少腿，求了多少人，一听说哪里有个合适向，不管白天黑夜我都会扔下手中的活，立马跑去打听，可是始终定不下个曲曲道道来，看着他快三十的人了，一直成不下个家真叫人着急。
一天上午，有人来我家说，高池村有个好向口，女方年龄跟他差不多，模样长的也不错，男人病逝了，跟前有两个孩子，如果三哥愿意，他想给把这门亲说成，我一听这话很高兴，心想:“既然年龄相当，有两个孩子怕什么？将来把他们养大还不是自己的娃吗？况且女方没有做手术，不是还能生吗？结了婚再要一个不就行了吗？”想到这里，我便赶紧找人把他叫回家，谁知这事对他一说，他不但不成情，反而一听大怒:“这种事你也能说得出口？我还没结过婚就让我要寡妇，这不是瞧不起人吗？叫人听了岂不笑掉了大牙！这事我不干！那怕打一辈子光棍都行！”一听这话，来人的脸涨得绯红，心里更不痛快回答道:“好了，好了，既然你不愿意，权当我放了个屁，什么都没说，以后这种事不管就是了。”说着气冲冲地就走了。当时我无论如何都劝不回来，可怜那介绍人连便饭都没吃成。
为了这事，我对三哥提出了批评，我对他说:“这件事你做得不对，人家好心好意跑来说媒，本身是件好事，你那么一说，谁不生气？不愿意就算了，为什么要说那些难听的话？再说让人传出去以后谁还敢来提亲？都没有看看自己老大不小了，还那么倔气。”听了我这番话，他自觉没礼，也觉得我说得很有道理便说:“你说的倒也是，我不该当着人家的面说那些气话，但是，给我说个二婚，我是坚决不同意！”从那以后，给他提寡妇亲事的事，也有几个，但是，我知道他那犟脾气，我只得没让他知道就婉言拒绝了。
一九七五年二月的一天，本村的何功德跑来说:他最近去了一趟岳父家，听说村里来了一个陕北女子，二十多岁，住在亲戚家，看到这里生活好，一心想在当地找个女婿，说了几个都没说成，问三哥如果同意的话不妨去看看。听到这话我赶忙把他叫了回来，一商量他很高兴，于是，在第二天一早就一起去了张村驿他丈人家。把那女子叫来，两人见了面，互相问了下情况，双方都很乐意，并给那女人买了身衣服就算把婚事定下来了。
到了三月份，一切准备就绪，他们就很快结了婚。那时，在我心里如释重负，觉得这个心愿已了，从此我便可以轻轻松松地过自己的日子了。我曾在结婚的当天对他两人说:“今天你们的喜事办完了，也算了结了母亲的一个心愿，她若在天有灵，一定会很高兴的，遗憾的是她没能亲眼看到。今天我这个当弟的，就算完成了任务，以后你俩人一定要好好团结，把日子过好，这样叫母亲放心，我们也就放心啦！”听完我这语重心长的嘱托，他俩也笑着点了点头回答:“我俩的事让你费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今后我们一定好好过日子，不然怎么能对得起你呢？”听见他们的回答，我心里不仅乐滋滋的，浑身上下就像卸了盔甲的将军——全身轻松了好多。
可是事与愿违，好景不长，结婚后不到两个月，他们就开始闹矛盾，起先只是争争吵吵，后来发展到大吵大闹直至动起手来。每次吵架也免不了我去劝架，也少不了亲邻们的劝说，一开始这些的劝解还像“万金油”一样起了些作用，可是越是往后，这种“药劲”过了，也就没有什么效果了。邻居们听着他俩的吵骂声，成了家常便饭，慢慢地再无人去理会，有的人甚至向三哥提出:“象这样的坏婆娘，干脆把她打死算了！留着也是个祸害！”话虽这么说，事可不能那么做！这不是只狗，是条人命啊！况且打人本身就是犯法的事。我怕三哥缺乏理智，在气头上再做出什么过头的举动，后果是难以设想的，尽管很生气，但只能耐着性子，再次去劝说。一到门口便听见那女人操着满口的陕北腔破口大骂:“……狗日的，你是个死人，没本事的男人，干让你长了个男人的几巴，老娘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就是啥都不干！你有本事去挣大钱呀，没钱还说什么婆娘！你养得起吗？”一边骂，一边还把手里的棍子在地上敲得“嘣嘣”响。三哥没有还嘴，只是脸憋得通红，坐在灶门口正在架火，只见他低着头“哎哎”地叹着气，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上来。
听见骂声，我害怕他俩再打起来，急急地推门进去，谁知一不小心，一脚踩了些黏糊的东西，差点把我摔倒，接着一股难闻的臭味向我迎面扑来，让人直发恶心，低头一看，竟然踩了一脚的稀屎！当时窝了一肚子的气，赶紧跑到院里擦那鞋上的屎，一边擦，一边骂:“你们这俩亏人的东西，真不是玩意，吵嘴归吵嘴，为什么把屎拉到屋里！把人都丢完了，还嫌不够？”接着又对三哥吼道:“还不赶快把屎打置出去？难道自己还不嫌臭吗？真够丢人现眼的。”
“那是她拉的，这几天都在屋里拉屎，专门跟我对着干，要打扫，去找她，我不干！”
“你说什么？不管是谁拉的，现在还说不清，你必须给我打扫了，不然，从今以后你们的事，我再也不管，你自己看着办，大不了，我没有你这个三哥！”一听这话，不由得一肚子气全向他撒了出去，顺便向外走了几步。
他看见我生气了，又害怕我走了没人管他们的事情，只好无奈地说:“好我的兄弟，你先别走，这堆“狗屎” 我打扫便是了。”说着，他拿了铁锨把那堆屎端了出去，然后又铲了些土把那脏地方盖了盖，这才把我让到屋里。
人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一阵，都在气头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中间没有个见证人，我一时说不清谁是谁非，只能把话题转了一下，说了些今后要相互谅解，如何过好光景，别让外人看笑话，暂时调和了那种僵硬的局面。但是我也清楚的知道，这种缓和只能是暂时的，矛盾的焦点解决不了，这个难缠的“结”是永远解不开的。
三哥的这桩婚事，是十分不幸的。当时娘家离得远，谁也不了解她们的情况，只看到当时的表面还可以，便匆匆忙忙的结了婚，以至于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后来经人打听才知道，这个女人在娘家当女子时，就是一个好吃懒做，没钱养活不活的东西，并不是人们说的那种纯真的少女。开始她曾嫁过一家人家，因为她那种胡搅蛮缠和不检点的恶习，不久便离了婚，而且还拐了人家一些钱财。可是，现在知道了为时已晚，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就像手上的热馒头一样，碰又碰不得，吃又吃不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慢慢再说。她曾经多次提出离婚，可是三哥一直不肯，这些谁都理解，因为当时结个婚，确实是不容易的，就是条件好的人家也得拉些债务，更何况我们这些一点基础都没有的新来户呢？再说谁不盼望将就一年半载，生个孩子，改改毛病，说不上慢慢会好起来的，报着这种侥幸心理，不管她怎么耍横，只能忍气吞声，决不答应离婚的事。
后来，她看三哥没有离婚的意思就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一纸状子告上了法庭，但是她却没有想到法律是有尊严的，是重事实依据的，经过法庭的认真调查、取证，她的“状子”成了诬告，没有达到她的离婚目的。这时她已无脸回家，只能偷偷地躲在她的亲戚家。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报着和好的愿望曾去亲自去叫过两次，可是她始终没有回心转意的意思。
又过了几天，等再次去叫的时候，她已回了陕北娘家，与此同时，她还捏造事实请人写了一封很长的“状子，”在省委书记李尔重去陕北考察的时候，竟然托人交到了他的手里，当时李尔重书记就亲笔批复了这个案子，并要求当地司法部门:“彻查此案，严肃处理。”当时在富县政法界成了头号新闻。当然，我兄弟二人也就成了首长手下“严肃处理”的对象了。可是，经过再次调查，这个案子又以“纯属诬告”而宣布告终。
鉴于当时那种情况，我觉得已经没有缓和的余地了，曾经劝三哥说:“既然到了这种地步，我看没有必要在等了，还是及早离婚为好！”然而，他却仍不死心，非要把她找回来不可，弄得我没办法，只得和他去了志丹县他丈人家，结果去了连一句热情的话都没有，她们仍然坚持离婚，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答应了她离婚的要求，灰溜溜地回到了家中。这一来回，不仅耽误了七、八天时间，而且还撂了二、三百元钱。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张村驿法庭就对这一桩婚姻诉讼作出了最终离婚的判决。这就是三哥那件不幸婚姻的最后结局。
后来公社综合厂解散了，他又回到队上，住了一年的时间。直到一九七七年，经思正二哥的同意，他便去了新疆乌鲁木齐，在那里找了工作，成了家并有了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