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老家的二嫂死了，车祸。那天早上6点，她送俩小孩上了校车，正过马路回屋，不想一辆农用车急驰而来，当场就撞飞了。
农村人生养得早，二嫂50多岁年纪，早就当上了奶奶。二哥随了侄子侄媳在上海打工，做装修的活。侄子侄媳生了俩女娃，全扔回老家让二嫂带。娃娃们上的是镇上的私立学校，有校车早上来接，晚上送回。城里人似乎不知道农村孩子大多上的是私立学校，包吃包住或者包接送。偶然间聊起来还大惊小怪地咋呼，似乎农村人已先行一步，过上了城里人向往的富裕生活。
农村孩子读私立学校早有十来年的“传统”了，但绝不是因为生活的富裕，而是迫不得已。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有个邓州，邓州下面有个梁庄，典型的农村。2010年的时候，梁庄村的好女儿梁鸿，为这片生养她的土地写了本书，叫《中国在梁庄》，且看其中记录的公办梁庄小学。
梁庄小学已经有十来年没学生。学校自动关门，一部分家长带走了，一部分不够班，当时说的是留下一二三年级，其他的到镇上去。后来乡教办公室不再派老师了，学校也就散了。前几年，校长把旗杆都弄倒卖了，是个不锈钢的，估计能卖个一百多块钱。后来，校长干脆不来了，就你兴哥住在那儿看门。
曾经有一段时间，有邻村的人突发奇想，想租梁庄小学的地方办养猪厂，没想到村支书也同意了。支书的意思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创点收。于是，那人在学校院子里盖了几排猪圈，把一二层的空教室也作为猪圈。每天拉猪、放猪，有来往的喧闹人声、猪的哼哼声、杀猪的嚎叫、赶猪的呵斥声。一时间，梁庄小学变得非常热闹。有好事者把学校大门口的标语“梁庄小学，教书育人”中的“小学”抹掉，改为“猪场”。于是，梁庄小学大门口的标语变为“梁庄猪场，教书育人”。
农村的公办学校跟城里的不好比，可农村的私立学校跟城里的也根本不是一回事。城里上私立学校的，大多是有钱的富贵人或者“鸡血”的虎爸虎妈，但农村送私立学校更多的只是找个托管地。十多年前的梁庄，早已是这番模样了。
在县城，包括镇上，有许多这样的学习班，家长交一学期的钱，一千多块钱，除上课在学校外，孩子们吃住在老师家里或租的房子里，老师既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同时，也辅导学生的学习。但是，这样的班效果并不好，我自己的外甥曾经住过这样的学习班，拿起课本问他问题，他全以“不知道”回答。当问起哪家的孩子学习不错时，老人都是一声长叹，女孩子还算好些，男孩子个个上网、打游戏、逃学，成绩从来都没有拿回来让家长看过。一般上到初二初三，在暑假到父母那里玩，就不回来了。
更让人担忧的是，“读书无用论”越来越被认同。在我的少年时代，常常是因为贫穷无法上学，没有家长不愿小孩儿上学的，而现在，则是家长看不到上学的希望，在焦虑一阵之后，通常对孩子持一种放任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也失去教学的动力。我一个教初中的表嫂，当年以教学有方而闻名全镇，家长千方百计地把孩子送到她的班里。现在，她整天沉浸于打麻将中。她说，那些孩子极少真正想上学的，逃学、旷课，都是家常便饭。老师也没有心思教学。很多家长也只是把学校当作临时托管所，孩子在学校待着、不到社会上惹事就行，等大一点，就出去打工了。
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上大学不但不能改善生活，相反还是个拖累。农村孩子，极少有像作家梁鸿那样出人头地的，更多的只是上个三本甚至大专，梁庄的光生叔一家就是代表。
光生叔的孩子秀清，考上地区的大学，三本，四年，学行政管理专业。每年约有一万块钱的学费和生活费。光生叔和老婆，还有秀清的妹妹，一家人出去打工供他上学。但是，毕业之后，秀清却找不到工作，考过几次公务员，都无疾而终。秀清，单薄的、戴着眼镜的、落落寡欢的秀清，在城里租房子住了几年，不愿意回村里。终于在今年，跟着村里的其他青年出去打工了。说起这件事，大家都摇头叹息，光生叔家现在还住着村里最破的房子，闺女也已经二十五岁，至今没说婆家。
还有几个大专院校毕业的孩子，只有一个凭着自己的专业找到了工作，其他，都只是在公司做低级员工。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农民？农民工？好像有点不太合适。说是城市工作人员？白领？又完全不对。他们处于这样的模糊地带，不愿意回农村，但城市又没有真正收容他们，因为他们并没有收入足够多的工作。他们不需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他们只能在城市的边缘挣扎。
上学，代表着一种希望。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希望变成失望时，上学就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奢侈品。
现在小孩子上学，希望也不大。最近十来年娃们明显对求学信心不足，这是国家大学生制度改革造成的，上大学光收费不分配，上完了也没地方去。原来小孩不去上学，家长都是拿着棍子满村打，现在孩子不去上学也不用棍子打了。上几年大学至少得花四五万块，还不如去打工。就说考上学，也毕业了，谁还有十万块再去跑分配？
你不敢想，算算现在的失学率，比八十年代那时候要高得多。现代化是现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后辍学率非常高，学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进去，升学最大的障碍是网络游戏。家长在外打工，都是爷爷奶奶管，哪儿管得住。
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因为农民的功利、孩子的无知、教师师德的下降。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失望与厌学的情绪，它自然地会影响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
二哥家的俩娃娃尚小，还不到讨论辍学打工的时候。再说，读书再无用，初中仍是要念完的，不然就跟文盲一样，去外面打工也不好找活。二嫂这一走，俩娃娃的照料便成了大问题。
二嫂非常能干，一个人管着俩娃不说，把老家的几亩地也打理的妥妥贴贴的，还给在上海打工的二哥做衣服做鞋，那针脚比网上买的强多了。她这一走，全家可就乱了套。侄媳妇哭哭啼啼的不愿留下来，年轻的她是农二代，且不说从来没干过农活，就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怎么带过。虽说在上海她做的也是帮佣，可毕竟城里的活轻巧干净，哪比农村的黄沙满天。再者，她一个30来岁的小媳妇，独自在家留守，心理上该如何承受。
梁庄里，就有一个得了“花痴”的小媳妇，春梅。春梅的老公根儿外出打工，有年春节因矿上需要人看守，给双倍工资，就没回来。大约为了省钱，根儿居然连手机都没配，只是打了个电话回村。这不回家的消息，还是村支书代为转达给春梅的。
（春梅）她婆子妈说她是得了“花痴”，想男人想疯了。两人吵架，她婆子妈当着村里人的面，这样骂春梅，春梅脸挂不住，干脆钻到屋里不出来。还真有点像，最后这俩月，春梅连活都干不成，神志不清，有好几次去地里干活，把闺女落在地里，自己回来了，也不烧火做饭。见了村里的男人就跑，好像谁要抓住她一样，看着都不正常。可有啥办法，根儿联系不上。也没往坏处想，联系不上也正常。平常没是没非，谁跟家里联系？到时候，自己回来就是了。
想着熬到割麦时，根儿可该回来了，没想到，这死劲头儿，还是没回来。不过，往年根儿割麦时也没回来。现在，都机械化了，机械直接把袋子装好，运到家里，也不需要多少人手。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春梅眼瞅着都不行了，人都快熬死了，她是一股劲儿憋着，成心病了。
那年出了个事，邻村一个外出打工的男的在外头胡搞染上了艾滋病，回家把自己媳妇也传染了，害得那小媳妇上吊自杀了。春梅听说后，急疯了。
春梅一听说，疯了一样来找我，逼我，问我是不是根儿也在外面坏了，不敢回来了？我说这哪儿知道，再说，矿上挖煤的，都是男的，根本没有女的。春梅说，不是，她看过电视，矿上周围都有女的，专门干那事儿，肯定都有病。我咋解释也解释不清，我说：“干脆，你带着闺女去找根儿，现在，大矿不都有家属区吗？租个房子也能住下。”我一说，春梅又泄气了，她从来没出过门，晕头转向的，吓都吓死了，再说，她不年不月地去找根儿，村里人肯定会笑话她。家里的地，她舍不得给别人，她好不容易种的辣椒、绿豆，她还要撒肥料种萝卜白菜。根儿挣的钱到现在还不够盖房子，她咋能把地丢了呀。
土地和自身的能力绊住了春梅，最终，恍惚的她也喝敌敌畏死了。根儿回来了几天，头七过完就又出去打工了。这不是农村人情薄，只是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得不把“情”埋在心底。春梅活着的时候，跟根儿感情可好着呢，从来没吵过架。
二嫂跟二哥也是一样，几十年了，没红过一次脸。这次陪二哥回家办后事，拉开衣柜，满满的冬衣，那都是二嫂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只是二哥很快就把柜门关上了，不能看，他说，一看泪就止不住。城里人常秀恩爱，可背地里有几对夫妇不斗嘴的，又有几个受得了这种苦累的。一旦没钱没闲了，估计夫妻间的火药味就会浓烈许多吧。
二嫂是被农用车撞的，肇事司机居然还是个没驾驶证的！有人来说情，想私了。农村人不是命贱，可不私了又能怎样。坚决严惩肇事者么，又不是什么故意伤害，心里的仇恨也不见得非要让那个不长眼的年轻司机去蹲几年班房。二哥开了价，二十万。但对方还没同意，据说也是个穷得叮当响的主，总还要磨掉几万。人穷志短，一条命就值这点。
农村根本没有交通规则，一切全凭自己小心，车祸实在是非常频繁，梁庄里也记了这么一起事故。
这天是梁亮刚从广州打工回来，到镇上接姐回娘家吃饭。就在高中拐弯路口被一辆小轿车撞了。撞车的人姓庞，是一个粮管所主任。庞的亲哥是公安上的人，刑侦副队长之类的官。庞是醉酒驾驶，开车很快，一辆农用车和他同向而行，庞超车的时候，撞住梁亮的摩托，事故发生。梁英被撞飞到农用车上，一直被拉到另一个县，大致有七八十里。人们卸车的时候才发现有具尸体在车上，当时已经夜里10点左右。
庞托村里治安主任去说，认为这个事七八万就可以了，光天认为七八万不行，两个大人，带梁英肚子里的那孩子，是三条命呀。后来，庞又托镇上几个有头脸的人去说和，九万五就到头了，再多就不管了。过有三天，梁光河两口子回来了，那伤心劲就不用说了，在儿子那里哭哭，又跑到闺女那里哭哭，嗓子都失声了。村里人就劝，别哭了，人死不能复生，还是赶紧想想赔偿的事吧。刚开始，光河说，不要钱，只要命，判他刑，让他坐牢。人们劝他，人已经没了，钱再没了，真正是人财两空。再说，你这闺女儿子在地下有灵，也不会愿意的。光河也就不这样说了。那一阵子，一堆人围在光河家里出主意，一是同情，还有一个，心里都打着小九九呢，想着万一要哩多了，说不定还能借来一点。
最后找到一个地区公安局的关系，送礼说情，说最低赔偿二十万，姓庞的没答应。但是，地区公安局的人认为，不用管它，拖一阵儿，只要不签和解协议，他就属于重大交通事故，赔钱之外，还要判刑。后来，庞又找很多人给梁光河说和，双方僵到那儿了。最后，庞使出杀手锏，放出话来，再不答应，就不给钱了，判刑就判刑。这给梁光河造成巨大压力，怕人家有势力，即使人家坐牢，也会很快出来，钱也可能拖着不给，最后造成人财两空。为这，梁光河也四处找人讨主意，也没有更多办法。
姓庞的也打听过了，知道梁家这一家族虽然外面有人，但多与梁光河家，尤其是与他父亲、老老支书梁兴隆有历史矛盾，肯定不会多管此事。因此，也就不管梁光河如何活动，以静制动。
此事被晾有一段时间。梁亮和梁英一直没有下葬，放在火葬场的冰柜里，每天也得花不少钱。光河两口子天天哭，到最后眼泪都流不出来了，闺女儿子下不了葬，人家又不管，打官司吧又没人。一个月工夫，光河就瘦变形了。最后，光河撑不住了，又找人说和，把赔偿的钱说到十五万七。算是和解了。梁英的婆家也得了一部分钱。
十五万七，二嫂的事故赔偿大概最终也差不多这点了。十来年的变化，无非是让三条命的价变成了一条命的，还不晓得是因为人更值钱了还是钱更不值钱了。二哥一家留在老家等最终谈判。俩娃娃挺开心的，因为爸爸妈妈回家了，可侄子侄媳却焦心的很，想方设法地要寻条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