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与善治》 读书笔记

一、作者简介

俞可平,男,汉族,出生于1959年,浙江诸暨人,毕业于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今绍兴文理学院)政史系,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政治学博士(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者,中央编译局原副局长。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俞可平是国内善治理论的先驱者,较早在国内引入和发展了西方学者提出的治理与善治理论。

二、统治与治理的差别

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

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

 

三、主要思想内容(摘自网络)

 

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是政治生活的理想状态。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最佳结合。它有以下10大要素:

1、合法性(legitimacy)。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legality),而是指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威被民众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状态。

2、透明性(transparancy)。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的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策实施、行政预算,公共开支(还应包括财政税收也就是公共收入)以及其他有关的政治信息。透明性对于保持政府的廉洁和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决定性作用。(信息的不透明,往往也和责任性差、廉洁程度低等有关)。

3、责任性(accountability)。意味着权力部门和人员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没有履行或不适当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能和义务,就是失职。善治要求运用法律和道义的双重手段,增大个人和机构的责任性。(再补充一点:基于权责对等的原则,越是位高权重的人应承担的责任越重,而不是相反)。

4、法治(rule of law)。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是公共管理的最高准则,任何政府官员和公民都必须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补充一点:依法行事是原则,但是不是死教条.当某法律被确认是恶法之时,应当有合理易行的程序加以修改或废除)。法治的最终目标在于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及其他基本政治权利,其直接目标是规范公民和政府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

5、回应(responsiveness)。这是责任性的延伸。他的基本意义是:公共管理人员和管理机构必须对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任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必要时还要主动征询公民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6、有效性(effectiveness),这主要指公共管理的效率,有2方面含义:一是机构设置合理(不要有那么多冗余的机构和人员),管理程序科学,管理行为灵活

7、参与(participation)。这首先指公民的政治参与,但也包括参与其他社会生活。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因此尽可能扩大公民参与势在必行。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最多只是善政(good government),而不会有善治。(再补充一句题外话,善政和善治的区别,除了公民的参与之外,还在于善政的可持续性并无制度上的保障;而善治一定是从制度上最大可能保证了善政的持续)。

8、稳定(stability)。稳定意味着“国内的和平、生活的有序、居民的安全、公民的团结、公共政策的连贯等”。社会的稳定对于公民的基本人权、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经济上比较落后、制度化程度低、社会不稳定因素尤其突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稳定尤其重要。

9、廉洁(clear and honest)。主要是指政府官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不以权谋私。腐败不仅会增加交易成本,扩大公共开支,打击投资者信心,而且会破坏法治,腐蚀社会风气,损害社会的公平公正,从而削弱公共治理的合法性。

10、最后一点是公正(fairness and justice)。其实质是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在当代,作为善治要素的公正特别要求去有效消除和降低贫富两级分化,维护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

 

文章还提出增量民主的概念。增量民主就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或者说,不损害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新的政治权益(新增权益的设计要尽可能考虑上述10大要素,而不能再偏向局部团体)。其强调社会政治利益总量的增加,通过逐渐放大新增的利益,使得人民群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治改革的好处,实现政治生活中的帕累托最优,从而拥护改革进程,达到政治改革的良性循环。

(其途径为:

1、以最小政治成本取得最大的政治利益;

2、政治发展要突破而不要突变

3、具有路径依赖特征。质变的过程是缓慢的,并且不能离开先前的历史轨迹

4、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该称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推进增量民主有以下几个关节点:

1、程序民主决定实质民主。宪法和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对这些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以及实现这些条文的实际程序。(我国不像美国,其宪法至高无上,而且任何人都可依据其宪法权利被侵犯而提起诉讼,官司可以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我国的宪法虽然地位崇高,但是因为没有宪法法院,没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实施细则,公民不可以仅仅依据宪法条文而对其被侵犯的权利或未被实现的权利提起诉讼,诉讼的依据多是民法或刑法)。

2、民主政治需要公民社会(中产阶级的参与是重点,中产阶级最关注的是经济和社会政策,没有中产阶级广泛支持的税收政策和社会资源分配政策不是好的政策)。

3、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是起点,期望的结果是:党内真正有聪明才智的精英发现实现党内民主其实并未损害其利益,相反增加了其治理的合法性和权威,这样他们才会真心支持党内民主化,从而带动人民民主)。

4、依法治党带动依法治国(形式上的依法治党应该是实现了,这里强调的是实质意义上的依法治党。现在标榜的是”从严治党”,其实也不需要从严治党,毕竟党员也是人,只要能严格依照合情合理的“法”来治党就可以了)。

5、基层民主向高层民主推进。

6、动态稳定取代静态稳定(静态稳定一般都是短暂的,民主政治下不要怕被批评和被指责,应该实事求是地对待民众的诉求,而不是像现在的维稳一样硬捂下来。民主其实就是一种出气筒,让老百姓把不满表达出来(voice,老百姓的气也就消了)。

 

 

这本书是很久之前读的,很多内容已经忘记。读书笔记也写得较为简单。什么是治理,什么是善治,值得让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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