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1
作者介绍：黄仁宇 （1918-2000），生于湖南长沙，1936年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就读。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在长沙《抗日战报》工作，后来进入国民党成都中央军校，1950年退伍。其后赴美攻读历史，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任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副教授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参与《明代名人传》及《剑桥中国史》的集体研究工作。
万历皇帝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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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持久经典的著作，改变了几代人阅读历史的方式。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期一个年份的聚焦，使读者深切感受到了那时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七个章节分别从七个明万历主要人物切入，分析其生活变化、思想变化、环境变化，从大历史观角度剖析明朝转盛为衰的根本原因。
朱常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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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申时行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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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皇帝朱翊钧到底是不是个好皇帝，读完这本书想必大家也会同我一样，一声感叹，生不逢时。想做个明君却心有余力不足。制度捆绑了思想，思想恶化了制度，终究逃不过历史齿轮的碾压。一个朝代的盛衰绝不会是一两个人，一两件事可以决定的。明代有好官吗？有。申时行、戚继光、海瑞都可以称为好官，但有好官就一定能保一朝兴旺不衰吗？很难。原因太过复杂。黄仁宇说：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帝制中国的弊病就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人们往往凭借私人关系来弥补制度之不足。这其实就是中国人讲究人情的背景所在。帝国的官僚们一意保持传统与稳定，从而丧失了主动性，甚至不惜行事不公。
张居正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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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海瑞，黄仁宇说：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或为农，或为工，或为商。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戚继光的长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只是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卫国家的手段。他深知一个将领只能在社会情况的允许之下才能使军事科学和军事技术在现实生活里发挥作用。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以尽其在我的精神把事情办好，同时也在可能的情况下使自己得到适当的享受。至于合法或者不合法，从他的政治的眼光看来已无关宏旨。
海瑞像
海瑞手迹
戚继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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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在讲到“一国两制”时说：一国两制的精神需要彼此将眼光看远，在长久的历史，找到合作的逻辑，而且今后也只有使两方更为接近，不致越来越远。儒家的学说指出，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和外界接触，离开了这接触，这个人就等于一张白纸。在接触中间，他可能表现自私，也可能去绝自私而克臻于仁。按照孔子的看法，一个人虽为圣贤，仍然要经常警惕防范不仁的念头，可见性恶来自先天。然而另一方面，既然每个人都有其发扬保持仁的本能，则同样可以认为性善出于天赋。
李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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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盛衰兴亡，以及宇宙中的各种自然现象，都有共通的原则，而且彼此印证。其学说的基础，乃是宇宙和人间的各种事物都由“气”构成，通过“理”的不同形式而成为不同的“物”。这所谓“物”，包括具体的事物如日月星辰，也包括抽象的伦理如孝悌忠信。
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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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说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战争。
谴责中国的官僚制度，并不是要否认全部的中国文化。需要保护的东西很多，因此有必要采取理性的观点。历史学家重新检讨过去的错误，以期为将来提供前车之鉴，但同时也提醒读者，保存有价值事物的重要性。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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