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尊严

作为一位名画家，阎立本擅长画人物，车马、台阁，尤其精于写真，在当时就被人称为“丹青神化”而“天下取则”。他的代表作《步辇图》《历代帝王像》等，设色沉着，刻画细致，更被后人称道。但就这么一位伟大的人物，却对自己的画家身份颇为懊悔。

说是唐太宗有一次同侍臣们乘舟在御苑的池中游玩赏景，看到池中有奇异的怪鸟在水面上随波浮游。唐太宗手拍船栏杆叫好多次，命令在座陪同的侍臣们当场赋诗赞咏，又命令随侍的宫人宣召阎立本前来将怪鸟画下来。宫人们当即向岸上传呼道：“召画师阎立本到青苑玉池拜见皇上！”当时，阎立本任主爵郎中。听到传召后，他急忙跑步赶来，身上汗渍未干，便立即俯身池边挥笔绘画起来。而且，满面羞愧不堪。事后，阎立本告诫他的儿子说：“我小时候爱好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不是个不学无术的蠢材。我都是有感而发才写文章。在同行中，我的文章写得还是比较不错的。然而，我最知名的是绘画。可是，它却使我像奴仆一样地去侍奉他人，这是莫大的耻辱。你应该深以为戒，不要学习这种技艺了。”

阎立本的懊丧，有着深刻的原因：国朝重文章，既然作为文人，那么，他赖以驰名当世的，最应该自然是文章，但他自认为还不错的文章，却没有带给他渴望的声誉，相反，却是地位远远比不上文章的绘画，倒让他闻名于当世，以小道而得名，在那些文章大家里的眼里与小丑无疑，这让他无形中有点自卑；画师，他部分地是为别人服务的，像阎立本这样的名匠，哪怕为帝王服务，他也心有不甘，因为帝王看重的是他的一技之长，当用得着他的时候，当然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与对待那些凭借理政之才博得高位的治国大臣是绝对不一样的，这就给他带来一种极大的屈辱感。没有因为受到帝王的宠幸和垂顾而感到庆幸，倒为自己的身份而自怜自叹，阎立本有着属于他的尊严。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许多人的身上。据《颜氏家训》说：“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王褒地胄清华，才学优敏，后虽入关，亦被礼遇。犹以书工，崎岖碑碣之间，辛苦笔砚之役，尝悔恨曰：‘假使吾不知书’，可不至今日邪？”与绘画一样，书法虽然被人极为看重，所谓“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但毕竟不能与一个人的风度仪态、著书立说、高明才学相提并论，一个人虽然以书法名世，可却又被这“优点”把其他关涉到个人崇高修养、卓越识见、治国经纶的方面给掩盖了，这对于他们是极不公平的事，而对于他们自己，也是引以为憾的事情。

颜之推也注意到了阎立本提到的拥有一己之长，身不由己，被人所役的现象，然而却更深一层。他说：“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无论是学习绘画，还是练习书法，也无论是从事绘画，还是为人写字，都是一件极为辛苦的事情，充满了辛劳和隐忧，这么苦累，自娱自乐也就罢了，关键是当你在这方面的才能突出的时候，就往往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对象，拒绝不了，是一重累；投身其间，又是一重累；内心无奈又是一重累；最终感到厌倦和无聊，就更是一重累。——找不到内心的活泛和自由了，为了应付人事把自我丢弃了。

对这种境况，古人比今天的我们敏感多了，在他们的心里，这是一种莫大痛苦，纯粹是对身心的折磨。《颜氏家训》中说，吴县的顾士端，担任镇南府刑狱参军，他有个儿子叫顾庭，在江陵担任中书舍人，父子都拥有琴书之艺，尤其擅长绘画，经常被元帝役使，他们的心里常常怀着羞恨。这种性质的役使，应该就是一旦需要，就召来弹琴绘画，在清高的古人眼里，这是奴仆做的事情，侍候人，服务人，恭奉人，与他们的追求、情怀、人格之间有着极大的矛盾，是他们极不愿意做的事情。哪怕你对他再尊敬，所看重的也是他们看作是外在的东西，他们在彼时彼地的“仆役”身份也得不到改变，这就是他们引以为耻的原因。

何况这中间，还是会出现一些极端的事情，就像阎立本大汗淋漓地狼狈奔走一样，据《世说新语·方正篇》引宋明帝《文章志》说：“太元中，新宫成，议者欲屈王献之题榜，以为万代宝。谢安与王语次，因及魏时起陵云阁，忘题榜，乃使韦仲将悬梯上题之，比下，须发尽白，裁余气息，还语子弟云：‘宜绝楷法。’安欲此风动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韦仲将魏朝大臣，宁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知其心，乃不复逼之。”韦仲将，就是韦诞，据史载，他擅长楷书，曹魏宫观大多由他来题字。魏明帝修建好陵霄观（《文章志》作“陵云阁”）后，榜上没有题字就先挂上去了，为了让韦诞题字，就把他装在一个笼子里，然后用辘轳拉着长绳子把他拉上去。陵霄观太高了，题字的榜离地面有二十五丈，韦诞非常恐惧。下来后，命令子孙不要再写家传的楷体字了，并且郑而重之地将这条命令写到了家令中。到了东晋，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有人就建议让王献之来榜上题字。这里面有些字眼很有意思。让王献之题字，是“屈”，也就是委屈他；题了，就成为“万代宝”了。人们是如此地看重、尊重、敬重王献之，但就这，王献之也是嗤之以鼻，不予理睬。而且认为曹魏如此对待像韦诞这样的大臣，毫不顾及他的尊严，这样的朝代注定寿命不长。颜之推认为，为了不被人役使，像书法、绘画这样的技艺有点就行，不必过精。其实，从王献之看，精通与不精通是次要的，重点在于你要有自己的操守，有自己的立场，你要有不被人役使的气度和傲骨。

古人讲求琴棋书画这些艺术，但最看重的还是文章。“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之所以要追求艺术，在于他们，第一，不是为了谋生；第二，不是为了求名；第三，不是为了仕进。重点只在于消磨时光、娱乐自己、陶冶情操罢了。它的终极目的，是为自己服务的。但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它离不开艺术，作为文明人，都有追求艺术、欣赏艺术、玩味艺术的趣味，这就是所谓的审美本能。你有了这方面的才能才华，自然也就有了捧场、追慕、向往、抬举的人，更就有了利用、谋利、交易的行为。这方面的才华被帝王看重，也就不足怪了。但对于这样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内心，更为注重或者引以为傲的，是他们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熏陶之下的人品和学识、器量和见识，你偏偏重视他视为小道的东西，而且偏偏把他当作一个“匠”“仆”“役”来对待，这就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他们是绝对接受不了的。这种观念，与我们今天可以说是大相径庭。这主要是由我们今天艺术的地位决定的。

所以，就出现这样的在今人看来的咄咄怪事：

《南史·齐书》里说到竟陵的王子良：“子昭曹，昭曹子贲，字文奂；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这个王贲，虽然形貌一般，但却有极高的艺术才华。但他的艺术才华却不是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而是“自娱”。无论别人怎么看重，在他眼里，他的特长就这点作用。在别人眼里被视为珍宝，在他就是个游戏手段。

再据《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偶尔碰到一个老姥，拿着六角竹扇在那儿卖，王羲之就拿过她的扇子来各写了五个字。老姥不认识王羲之，也不懂得欣赏，一看这个人如此唐突，就有点生气。王羲之对她说：“你只管说是王右军写的，每个扇子可以卖到一百文钱。”老姥就照他说的做了，果然，人们争着来买。老姥尝到甜头了，过了些天，又拿着扇子来让王羲之写字，王羲之笑而不答而已。王羲之当初给老姥题字，估计是看到了她生意的冷清，同时还有一丝同情在里面，所以，就满怀善意地做了。但这个老姥似乎不知满足，还要找王羲之题扇，那就是把王羲之当作一个为他做生意、赚钱的工具了。王羲之不是自矜其高，而是不愿意扮演这样的角色。“笑而不答”是拒绝，也是自己尊严的显示。这是万万不可忽视的。

就今天而言，我们当然没必要完全地向古人学习，毕竟艺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作为艺术家，还是要深味其中的道理：我们搞艺术，首要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把艺术也作为一种人世间的习练手段，那么，它同样适用于那句“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教训。艺术，首先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修养，自己的心性，自己的娱乐，自己的精神，其次，才是它的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如果将这个颠倒了，那就等于成为自己所搞“艺术”的奴隶了。这一身份的转变很要命，紧随其后的，往往是对利益的追逐，对声名的过于热衷。到了这样的境地，估计再谈自己的尊严，就有点勉强了。我们同情一些艺术家，他们生前落魄，死后却暴得大名。其实，艺术家之不幸，往往是艺术之幸。如果他们在从事艺术之初便成为功利的仆役，估计艺术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恰恰是艺术家的尊严，成就了艺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