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要拆散大家庭?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服务于生产力。

在农耕文明发展的初期,受制于技术水平,集体劳作的效率高。随着技术的进步,我们发明了铁器 ,铁器比青铜器耐用太多,既适合做武器,也适合做农具。铁犁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有了铁犁,农民耕地的效率大大提高。再加上畜力的帮助,一个人也可以单独完成农耕的整个过程,生产效率飞速提高。

集体劳作的生产关系,太容易让人偷懒了。大家庭集体劳作的生产关系,逐渐跟不上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商鞅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拆散大家庭,化整为零。分散的小单元生产效率更高,人均产值大大提高。

当年教培行业也经历过类似的阶段。随着教材的完善,标准化的课件越来越多,一个老师可以服务的学生越来越多。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这个行业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班课老师和一对一老师分开运营,分属于俩个不同的事业部。这是当年教培行业最流行的生产关系。不过遗憾的是,我没有商鞅的魄力,没有办法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重构一个运转效率更高的生产关系。

商鞅拆散大家庭的例子,清楚地解释明白,落后的生产关系如何束缚生产力的,通过打破旧有的生产关系,重构新的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

拆散大家庭还有一个好处,提高了行政效率。战国时代,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在往集权的方向发展。大家庭是集权道路上面的障碍。国家的行政指令需要通过大家庭的族长转化为内部安排,才能得到贯彻落实。皇权不下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儒家来说,他们希望保留大家庭。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提高行政效率,相反,他们更在意行政效率。在儒家设计里面,族长只要投来一个责备的眼神,犯了错的儿子就会汗流浃背。世界上哪有这么高效率的行政体系,这样的行政效率是一个理想值。

用理想值要求自己没问题,如果你用理想值要求别人,注定会在现实面前碰地头破血流。最糟糕的情况是,理想值一味地要求别人,自己凌驾于理想值上面。

法家务实地多。在他们眼里,看到的人不是奸就是懒,要不然就是蠢,就是坏。面对他们,教导他们温良恭俭让是没有意义的,面对他们依靠责备的眼神来解决问题,无疑是痴人说梦。

对于政府来说,大家庭的模式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层面,一旦落实到执行层面,选择拆散大家庭是大多数王朝的选择。元朝很特殊,统治阶级保留了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懒得搞精细化管理,为了省心,对于地方自治的态度他们是很支持的。大多数王朝为了提高基层的动员能力,都会首选拆散大家族。

这么做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提高国家凝聚力。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抱团取暖是天性,一旦不能和亲人邻居抱团,就只能更官府抱团。家族向心力越弱,国家向心力越强。

自从农耕文明,有了铁犁和畜力之后,大部分王朝都会选择拆散大家庭,用化整为零的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提高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

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来到了工业文明。集体协作的生产关系又开始出现,一条生产线需要大量的工人集体作业才能完成产品交付。人力资源又出现了大规模的聚集,生产关系又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经济从效率转向公平,从效率驱动转变为质量驱动,从计划生育到放开三胎,背后一定会匹配相应的生产关系。也许未来还会出现大家庭的模式。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场面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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