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朱光潜在《诗论》里曾说，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harmony)，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甚远了。
在孔子的人生观里，修习诗书礼乐是规避政治混乱和仕途不悦的生存法则。如《论语·宪问篇》，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诗书礼乐成为孔子获得内外兼修，并可以传道授业于弟子的重要精神内核。如《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诗、礼、乐三者是教化民众的精神文化素养的根基，亦是个人德行修养的三种载体与手段。
孔子崇尚雅正的音乐，认为《韶》和《武》可起到道德教化和实现国家治理的作用。但是并非所有的音乐都可以实现教化的功能，耽于声色乐舞则有可能成为一种祸害。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一》，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侫人。郑声淫，侫人殆。”
故孔子认为应该恢复周礼，舍弃浮靡不正的郑国乐曲，远离谄媚的侫人。
《尚书·虞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由此可见，古人除了以诗道志之外，还以歌抒怀咏志，以舞尽意。
汉代乐舞与歌诗，上承先秦雅正文化之余续，下启魏晋傲然之风度。汉代俗乐舞的主要形式有相和歌、相和大曲、横吹乐、鼓吹乐、民间杂曲歌舞等；名舞有长袖舞、盘鼓舞、巴渝舞、建鼓舞等。
东汉辞赋家傅毅《舞赋》中言: “歌以咏言、舞以尽意，是以论其诗不如闻其声 ，听其声不如察其形。 ”
从中，我们得以窥探到汉代的礼乐文化、以舞达意，诗舞共美的美学品格。
汉武帝时期扩建乐府，促进民间乐舞与祭祀乐舞（传统雅乐）的融合，通过乐府机构采诗，对民间俗乐进行收集整理，复苏了民间俗乐文化，令乐舞文化雅俗共赏、共通互染。
依据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分类，汉代俗乐包括相和歌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等，俗乐与雅乐在乐舞中形成了一首首交汇协奏曲。
汉舞是当时民众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共舞，舞蹈动作中的弓箭步、马步等姿势，自汉舞流传至今。汉代女乐的舞蹈作品，主要有长袖舞、对舞、巾舞、建鼓舞、盘鼓舞等。
我国古代表演艺术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新乐”，在汉代时又达一了一个新的高峰，源于先秦的讲武之礼，始于西汉的“百戏”是当时表演艺术水平的代表。在艺术功能方面，百戏较于祭祀乐舞具有更强的世俗性和娱乐性，甚至斗兽和驯兽也是汉代乐舞百戏中角抵戏的内容之一。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舞蹈不再是王室贵族的专属，逐渐成为一个时代娱乐文化的主流。
诗以咏志，歌以咏言、舞以尽意，闻其声，察其形，诚如朱光潜所言，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 ，“诗和音乐一样，生命全在节奏。”
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知悉诗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同源混合艺术及其关联，更好地理解诗舞乐三位一体的文化现象与艺术结构，窥探到我国渊源深厚的诗舞乐之艺术本质与美之所在。
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 ——朱光潜
就人类诗歌的起源而论，历史与考古学的证据远不如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证据之重要，因为前者以远古诗歌为对象，渺茫难稽；后者以现代歌谣为对象，确凿可凭。我们应该以后者为主，前者为辅。从这两方面的证据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极重要的结论，就是：诗歌与音乐、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一种三位一体的混合艺术。
诗歌、音乐、舞蹈原来是混合的。它们的共同命脉是节奏。在原始时代，诗歌可以没有意义，音乐可以没有“和谐”（harmony），舞蹈可以不问姿态，但是都必有节奏。后来三种艺术分化，每种均仍保存节奏，但于节奏之外，音乐尽量向“和谐”方面发展，舞蹈尽量向姿态方面发展，诗歌尽量向文字意义方面发展，于是彼此距离遂日渐其远了。
“诗和音乐一样，生命全在节奏。”这是现当代美学家朱光潜的名言。
诗歌讲究节奏和韵律，就像音乐一样，音乐性在诗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朱光潜看来，诗歌就是一个诗人内心主宰的世界，是他创造出的另一番生活境界，这就是“诗的境界”，也就是诗歌的艺术本质了。
李白《秋登宣城谢脁北楼》
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晚 一作：晓)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尚书·虞书·舜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