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当一个作家死去时，她或他写过的作品也一并死去。
我第一次知道艾滋病是在《纽约时报》1981年7月3日的一篇文章上。我将满十九岁，刚读完大学第一年。那篇文章的标题是“41名同性恋患罕见癌症”。吓人。但不是很吓人。我是说，毕竟只有41个人。
所以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太多。下一年，我休学了一阵子。在本应该是大三秋季学期时去洛杉矶（Los Angelas）电视业寻找名声和财富。我做过临时秘书、英语代课老师和一部电视剧的制片助理，最后我找到一份为某导演当私人秘书的工作。他需要一个可以打字和开车的人。我开车的技术可一点都比不上打字。事实上，是糟透了。但他好像不在乎。
当时我二十岁，独自生活在洛杉矶，生活有些放纵。我有一群热闹非凡的伙伴，我们夜夜在一个叫主脉的酒吧聚会，然后去一号工作室（他家的格言是“为了八十年代”）跳舞。在醉人的节拍下，通常放的是戴安娜•罗斯[1]（Diana Ross）的《肌肉》（Muscels），哈泽尔•迪恩[2]（Hazell Dean）的《寻找》（Searching），唐娜•莎曼[3]（Donna Summer）的《独立国》（State of Independence），托妮•罗勒[4]（Toni Basil）的《米奇》（Mickey）和霍尔与奥兹[5]（Hall & Oates）的《食人者》（Maneater），我们聚在一起，跳舞聊天。这是鱼龙混杂的一群人：一个有偷窃癖和一头及肩金发的男孩；一个我崇拜的帅气舞者（他仍然是我最喜欢的人之一），他的胸肌可以夹住一支铅笔；舞者情绪无常的室友，他有一种恶毒的幽默感——这只是我的一小部分伙伴。我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厮混在一起，却好像从来不需要买酒客套：他们就这么出现了。在我们的小团伙里有一个长相英俊、性格温和叫爱德华的家伙。我和爱德华并没有特别喜欢彼此，但如果当灯亮起，周围又没有其他人时，我们也会一起回家。或者至少当我们一起走回家五到六次之后，我们俩就基本上能想到的事都一起做过了。
接着爱德华突然每天晚上都不来主脉了，最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病得很严重，他跟我说，但他不确定是什么病：他体重不断下降；他的腺体肿胀；他半夜惊醒，浸湿在汗里。他有点害怕，主要是因为没人知道他的病是怎么回事。
我提议请他出去吃一顿饭，如果他愿意的话，最后我们去了IHOP，国际煎饼屋[6]（International House of Pancakes）。我让他吃了他们家的巧克力薯条煎饼——让他长长肉，也因为它们太好吃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爱德华。后来他搬回了夏威夷（Hawaii）。
在我们的IHOP聚餐期间和之后，我对爱德华的病都没有想太多。他可能是得了流感，或是胃出了点毛病，或是任何成千上万种很快能好起来的毛病之一。但后来有消息传过来说他死了，没人知道为什么。整件事都很古怪，但我们和他的关系都不怎么亲密。
当1983年春天我回到大学，我重新和我父母的朋友，那时也成了我的朋友，作家拉里•克莱默[7]（Larry Kramer）联系上。他全身心投入和其他人共同创立的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Gay Men’s Health Crisis）中。越来越多的人死于当时称之为GRID的病——男同性恋免疫缺乏症。和拉里聊过之后我被吓坏了。特别是当我意识到爱德华肯定是死于这种现在被叫作艾滋病的病。
拉里说服我这种影响了成百上千人的疾病很快会影响成千上万的人。但对此没有人出来说些或是做些什么。一起致七人死亡的泰诺中毒案连续数天登上报纸头条；几年前爆发的导致二十九人死亡的军团病也是如此。但现在出现一种主要影响男同性恋的疾病，也正因如此，没有人对此感兴趣。
但当艾滋病最终得到媒体关注时，其结果是歇斯底里的。全国百分之十五的人认为得艾滋病的人应该被打上文身方便辨认；全国超过一半的人认为所有艾滋病人都应该被隔离。当时那种恐怖的氛围实在难以描述。医院拒收到了大门口的将死之人。那些幸运进了医院大门的人通常也不会有人来给他们送饭——食物被放在病房门口。在街上人们纷纷避开有可见伤口的人，他们在工作上也常常遭拒。遭受这样待遇的还有那些只是“看起来”或是“行为举止”像同性恋的人。
这种疾病肆虐了我大学最后两年。我举办了募捐活动，去新成立的纽黑文艾滋病项目（AIDS Project New Haven）做志愿者，每周离开校园一两个晚上为他们的热线做志愿者。在没有任何让人安心的信息可供分享时，让打电话的人安心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我肯定感觉不到有任何安慰的效果。我在脑子里做过统计。每个患病的人都正在死去。比如爱德华。他死了。我还和很多其他人在一起过，在洛杉矶以及没到洛杉矶之前（即使在十八岁“正式”出柜之前，我一直都过得很放纵）。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病了。
我觉得自己可能活不过三十岁，甚至是二十五岁。我内心还充满了一种恐惧，也许是我在无意中让其他人染上了这种病，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我只跟人分享过一次，我对大卫•贝尔说过，至此再也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大卫是少数几个我可以交心的人；他也有同样的恐惧。
那段时间在大学里的生活很离奇：白天我主要在食堂和课堂里待着，当时同伴们最大的担心是某个考试能不能过，某篇论文能不能及时交，或是能不能在某场戏里拿下一个角色；而大部分晚上和周末时间，我都在和正在死去的年轻人聊天。
志愿工作是我暂缓恐慌的办法。
所以在纽约度假时我也自愿参加了同性恋健康危机组织（以下简称为GMHC）——偶尔为那些无法出门的人带食物，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热线上。热线在曼哈顿切尔西街区附近一栋褐石建筑里的一间小房间里运行。我当时的日常是：白天做临时秘书；然后在一家叫切尔西厨房的店里买一份墨西哥玉米煎饼；然后一边大口吞煎饼一边一坐几个小时不停地接电话。
我在GMHC的指导员叫巴里。他个子很高，身材瘦长，头秃了大半，嘴巴很毒。这是我对他的全部印象；巴里不是个喜欢闲聊的人。至少不喜欢和我闲聊。
一夜又一夜，我都在答复糟糕的来电。而让人感觉更糟糕的是我们对艾滋病依然一无所知，资源更是少得可怜。大部分时间我们除了听着之外什么都做不了。
然后，某个晚上，我忍到了极限。我刚跟一个年轻人聊完，他坐在家里他爱人的尸体旁，整个城市找不到一家殡仪馆愿意来收尸。我帮他把我们名单上的电话一家家打过去，终于找到一家愿意的了。另一通电话是一个偷渡到纽约市（NYC）的家伙想要知道能不能因为生病被遣返。他在抽泣。也许是因为卡氏肺囊虫肺炎呼吸不过来，我几乎听不清他讲话。我不停地说“抱歉”和“你能重复一下吗？”我们有一个律师也许可以帮助他，但我无法让电话那头的人足够信任我可以让他留下他的联系信息或是白天过来拜访。另一通电话来自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是同性恋但没有出柜，他的腺体肿胀，而且盗汗盗得厉害。会是艾滋病吗？当时还没有任何检测可以做，没有任何人知道是什么导致这种病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离知道这些还有好几年时间。我只能告诉他去看医生。我有一位可以推荐给他的医生。
我正准备出门的时候，电话响了。
“GMHC热线，我能帮你吗？”我说。
电话另一端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
“你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艾滋？”她问。
“这个，”我答道，“目前没有什么检测可以做，但当你患有和它相关的机会感染时就会被确诊。目前有一些许多人都有的症状：盗汗、持续数周的腺体肿胀，体重下降。但这也可能是别的病症。事实上，如果你过分频繁地检查自己的腺体，也会让腺体肿起来。腺体本来就不能老被戳碰的。”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你有以上症状吗？”我问。
“没有。”年轻女人回答。
“有其他身体症状吗？比如伤口之类的？任何症状？”然后我肯定要加上这句，“你知道我不是医生。所以我没办法诊断任何事情，即使我是医生，我也没办法通过电话做诊断。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真的应该去看看你的医生。如果你没有医生，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位。”
“好的，”她说，“但你是怎么判断得病的？”
“这个，我们也不清楚。但好像是通过性传播的，也好像在共用一个针头的静脉注射毒品的人当中传播。”受过训练的我并没有催促她。
“好吧，我担心我得病了。你知道吗？我觉得我的理发师是同性恋。”
突然之间，我有种预感这通电话会通往何处。
“好的，”我说，“那没有什么奇怪的。很多理发师都是同性恋。”
“是啊，”她重复道，“我很确定他是同性恋。我刚刚从沙龙回来。他给我洗的头。现在我就在想他可能把艾滋传染给我了。你懂的。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头发里。”
“天啊！”我说，无法控制住自己。然后我开始不按剧本走了。“听着，我必须问你一个问题。”
“好的。”她说。
“你手边有笔和纸吗？还有小手提箱？”
“有的。”她说。
巴里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但他从我手中抢过电话，然后冷静地安慰那个年轻女人。讲完电话之后，他转身面向我。
“我能问一下，尽管我想我可能知道，为什么你要问呼叫者有没有纸笔和小手提箱？”
我坦白了。我正要告诉她让她给家人写一封告别信，简单迅速地写一封最终遗嘱，然后打包一些小东西在手提箱里，然后去最近的急诊室待着，度过她最后的时光。
“那正是我担心的。也许你需要休息一个晚上。”
“但是说真的，巴里！被她的理发师感染？因为他可能是个同性恋？真是一个白痴！一个充满仇恨的白痴！”
我很愤怒。对她，也对巴里。
“带上你的煎饼，然后从这里滚出去。我们明天见。请少点歇斯底里，多点同情心。”当我关上门的时候，我想我听见巴里笑了。但他从来没向我承认过他觉得这很好笑。
几十年来，我一直尽量不去多想那段时光，主要是因为我不能。就好像那段时间是发生在其他地方其他人身上的事而已。我记不得当时是什么感觉。我记得其他人常用的一个说法是，当时我们就好像在打仗一样，我们被包围着——在工作中，在地铁上——被那些生活在和平中的人包围着。尽管我当时才二十多岁，但我已经习惯了朋友生病死去的事实：在爱德华之后，是休，是斯坦，是约翰，是吉姆，是克雷格（Craig）和其他许许多多人。每次死亡都一样让人觉得伤心、害怕和恐惧。但不再让人觉得奇怪。就是这样发生了而已。
最近读的一本书把我带回了那段时光：丽贝卡•布朗（Rebecca Brown）的《身体的礼物》（the Gifts of the Body），这是她写的第六本书，她还会继续写更多；她的作品包括散文、一部有关她母亲的死的回忆录、剧本和故事集。
《身体的礼物》是一本薄薄的小说，里面有十一个互相联系的故事，由一名家庭护理员讲述她上门照顾不同艾滋病人的故事。每一章由不同的“礼物”来命名——汗液、完整、眼泪、皮肤、饥饿、行走、死亡（没错，死亡）、演讲、视力、希望和哀悼。也许作者在决定小说构架时在读林白夫人[8]的《大海的礼物》。两本书的语调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安静发人深思的书。
但两者的主题却相差甚远。《身体的礼物》不只捕捉住了早期艾滋病泛滥时的恐慌，还有其中辛劳、单调乏味的尘俗。里面有患艾滋病的女人们的故事，尽管故事的叙述者大部分时间拜访的都是男同性恋者。
布朗曾是一名家庭护理员。我只是从书后面的她的自我介绍中知道的，但就算没有，我想我也能很快猜出来。整本书里的观察不仅仅是令人信服——它们有一种如同日记般的直观性。
“我打扫了浴室”，她写道，“我在淋浴间和洗脸盆里洒上清洁剂，然后清洗干净它们。我朝镜子上喷了稳洁清洁剂。当我在擦镜子的时候，我看见自己。我的脸上有污渍。我的T恤上有一块暗斑。我把手伸过去，然后闻了闻。闻着像我，但也像他。是里克的汗味。我用手捧住自己的脸，我能闻到手上他的味道。我在那里就这样站了一会儿，然后去了厨房。”
《身体的礼物》描写了很多家庭护理员的生活。作者仔细描述了他们的文书工作、工作计划和团队会议，开会时他们分享他们与客户的故事、他们的工作，寻求建议，互相帮助，有时互相安慰。但描写客户的部分才是最鲜活的，还有客户们的朋友、爱人、前爱人，以及偶尔会有照顾他们的亲人。我们了解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宠物、他们喜欢的食物、他们的旅行。
有两个故事是和一个叫艾德的男人有关。第一个故事发生在“眼泪的礼物”中，艾德终于拿到安养院一个令人羡慕的位置。但他还没准备好。他勃然大怒，拿叙述者发火，但随后又被愧疚给压倒，却哭不出来，因为他的泪小管有问题。在第二个故事“行走的礼物”里，叙述者去看望住在安养院里的艾德；她描述自己像以往一样拥抱他跟他说再见：
当我要松开手臂时，他把我抱得更紧。
“很抱歉我最近不是很友好。”他对着我头发说。
“艾德，你很好。”我说。但我知道他的意思。
但他还是抱着我，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我不喜欢待在这里了，”他说，“我希望我可以离开。”
“我很抱歉，艾德。”我说。我的脸颊紧靠着他的胸膛。我能感觉到他的肋骨。
“这里的每个人都死了。”他说。
我抱紧了他。我能听见他的脉搏声和心跳声。听起来多么正常。
“记得以前大家老说超人艾德会打败系统吗？”我点点头。“记得。”
他又抱紧了我，深呼吸了一口气。他肺部的声音听起来也很正常。“所有叫我超人艾德的人都死了。”
《身体的礼物》是1994年出版的。丽贝卡•布朗那些年来一直在写这本书——有超过十年时间——从疾病最早被报道开始，一直到最后奇迹般地有药物可以控制住这种疾病为止，这都多亏了支持者的活动。她写到最开始大家是怎么都觉得这种病可以很快被治好，到接着大家都觉得它永远不可能被治好。（我应该备注一下：现在仍然没有治愈艾滋的方法。）她写到大家是怎么一开始快速死亡，到通过当时的治疗可以活个一两年的，但大家还是会死：“在他们死后，你会怀念他们。但有时在他们还未死去之前，你就会开始怀念他们，因为你知道他们肯定会死。”
《身体的礼物》做到了我的记忆不能或不想做到的。它让我想起我当时的感觉。也许甚至让我明白了，那个在切尔西褐石楼小小办公室里接着电话自以为是的二十岁的我，只是常常害怕到不敢去想或是感受而已。
当我真的去回想那段时间时，我试着记住所有我认识的死去的人们。每一个我能想起的人。那才是最重要的。当然，他们是怎么死的很重要；为什么死很重要；有多少人死去很重要。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但谁死了才是比任何事都重要的。
我想到我的朋友们。我想到我仰慕的人们。而我常常想到那些作家们。世界因为艾滋失去太多才华横溢的作家：保罗•莫奈[9]（Paul Monette）、梅尔文•狄克逊[10]（Melvin Dixon）、罗伯特•费罗[11]（Robert Ferro）、迈克尔•格伦利[12]（Michael Grumley）、阿索托•赛因特[13]（Assotto Saint）、斯坦•利文撒尔[14]（Stan Leventhal）、埃塞克斯•亨普希尔[15]（Essex Hemphill）、维托•罗索[16]（Vito Russo）、约瑟夫•比姆[17]（Joseph Beam）、布鲁斯•查特文[18]（Bruce Chatwin）、约翰•鲍斯威尔[19] （John Boswell）、阿图罗•伊斯拉斯[20]（Arturo Islas）、兰迪•席尔兹[21]（Randy Shilts）、约翰•普雷斯顿[22]（John Preston）等等，这只是其中一些。然后还有许许多多读者，他们本可以读更多书，本可以发现、讨论以及被这些书和更多其他作家改变。
在柏林倍倍尔广场上有一座纪念碑，时刻提醒着我们不要忘记1933年5月被纳粹焚毁的书籍。这座纪念碑很容易被错过——它是设置在众多鹅卵石里的一块简单方形玻璃。当你站在玻璃上时，你可以往下看到一个空荡荡的白色图书馆——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图书馆。设置在广场底下，顶上铺着一块可以让人踩上去的玻璃顶的图书馆，里面是成排成排白色的空荡的书架，足够放置两万本在这里被焚毁过的书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罗莎•卢森堡[23]（Rosa Luxemburg）和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24]（Erich Maria Remarque）的书。
我们可以读那些被写下的书，像《身体的礼物》这样的书，并记住它们。但我们也可以记住那些从未被写下的书。记住那些没有机会读那些书的读者们。
[1] Diana Ross（1944-），美国女歌手。
[2] Hazell Dean（1952-），英国流行舞曲歌手。
[3] Donna Summer（1948-2012），美国女歌手。
[4] Toni Basil（1943-），美国女歌手。
[5] Hall and Oates，美国男子白人灵魂二重唱组合。以上都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手。
[6] 一家美国跨国连锁家庭休闲餐厅，主营早餐。
[7] Larry Kramer（1935-），美国剧作家、作家、公共卫生倡导者和LGBT权益活动家。
[8] Anne Morrow Lindbergh（1906-2001），安妮•莫罗•林德伯格，世界著名航空探险家林白的妻子、著名作家。
[9] Paul Monette（1945-1995），美国作家、诗人、活动家，以描写同性关系的文章而著名。
[10] Melvin Dixon（1950-1992），美国作家、诗人、翻译家，主要描写黑人同性恋的故事。
[11] Robert Ferro（1941-1988），美国小说家。
[12] Michael Grumley（1942-1988），美国作家、艺术家。
[13] Assotto Saint（1957-1994），海地裔美国诗人、出版商和行为艺术家。
[14] Stan Leventhal（1951-1995），美国作家、杂志编辑。
[15] Essex Hemphill（1957-1995），美国同性恋诗人、活动家。
[16] Vito Russo（1946-1990），美国同性恋权益活动家、电影历史学家和作家，代表作《“胶卷”衣柜》。
[17] Joseph Beam（1954-1988），美国黑人同性恋权益活动家、作家。
[18] Bruce Chatwin（1940-1989），英国旅行作家、小说家、记者。
[19] John Boswell（1947-1994），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20] Arturo Islas（1938-1991），墨西哥裔美国小说家。
[21] Randy Shilts（1951-1994），美国记者、小说家。
[22] John Preston（1945-1994），美国作家、编辑。
[23] Rosa Luxemburg（1871-1919），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革命家。
[24] 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德国小说家，代表作《西线无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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