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登山如同生活本身
只是以更尖锐的方式
表现出来罢了
如果有人问我，最喜欢的风景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雪山。
这种向往绝对经不起解构，也超越了理性的边界。也许它来自居于东南沿海的我对远方的好奇，又或许它不过是神经末梢一阵毫无缘由的悸动。
话虽如此，我却从未真正登顶过一座雪山。
对我来说，阅读关于登山的书籍，似乎是抚平内心的骚动和怯懦形成的沟壑的一副安慰剂。
本书实录了1996年5月发生的珠峰登山史上最惨痛的一场山难。
作者作为《户外》杂志的记者攀登珠峰，他本打算对商业登山队模式进行报道，却无奈写下12位罹难者的挽歌。
从行前准备，到高海拔适应性训练，到艰难冲顶并在暴风雪中遇难，再到事发后的痛苦反思，作者全景式地记录下了这次山难的经过。
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我几乎手不释卷地读完这本书。其中的跌宕与起伏、惊讶与错愕，任何小说都难以企及。
作者全程亲历事件的主观感受与通过资料、采访等方式得到的客观纪实糅合在一起，奇妙地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真实感。
前者浪漫而浓烈，用极富渲染力的文字将我拽入书中的场景，感受肾上腺素飙升带来的战栗和被稀薄空气环绕的窒息。
后者现实而冷静，尽可能地还原出上帝视角的事件经过，让我俯瞰一场充满雄心壮志的狂欢怎样一步步走向悲剧。
登顶珠峰的路线图
作者将人在超高海拔缺氧环境下的麻痹感写得分外真实。
登顶途中停下等待队友时，「我穿着厚厚的羽绒服站在海拔8750米高的地方在阳光下闲逛，并在因缺氧而引起的麻木状态下凝视着世界屋脊，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
登顶也全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激动和雀跃，「当我步履沉重地缓慢登上通往山顶的最后几级台阶时，突然有一种沉入水中、生命正缓慢前行的错觉。然后我发现，自己带着空空的氧气瓶跟一根残损的铝制勘测杆站在一层薄薄的楔形积雪上，再无更高的地方可攀了。一串经幡在风中猛烈地摇摆着。」
无氧下徹时，「由于极度的疲劳，我有一种与身体分离的奇怪感觉，仿佛是从上面一米开外的地方看着自己下山。我想象自己穿了一件绿色的羊毛衫和带翅膀的装束。尽管狂风中温度已降到零下57度，但我还是感到一股奇妙的让人躁动不安的暖流。」
毫不夸张地说，我好几次读得全身起鸡皮疙瘩。
我仿佛能从这些文字中稍微体会到那种孤独而超脱的奇妙感受，仿佛能听到他在氧气面罩下粗重嘶哑的喘息声，仿佛能体会到在零下几十度的暴风雪夜中氧气耗尽时的绝望。
本书另一个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作者很精彩地勾画出了登山者的众生相。
「珠峰一直以来都像磁铁一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
「众多的珠峰攀登者中也不乏一些动机不善的游戏者，追求微不足道的名人效应、事业上的飞黄腾达、自我抚慰、吹牛的资本以及肮脏的钱财收益。」
在登山商业化的背景下，珠峰似乎有成为另一个名利场的趋势。
两位戏份颇重的领队霍尔和费希尔，在争夺记者采访带来的广告收益时毫无绅士风度；作为社交名流的皮特曼似乎想把登顶珠峰作为自己闪亮的名片；医生、律师等一年都难得真正等一次高山的“上流阶层”也想来为自己的人生增加亮点；以布克瑞夫为代表的全职向导则需要无氧登顶的光环为自己铺平职业道路。
说「因为山就在那里」的马洛里早已死去，登山早已变得不再单纯。
这是实情，但真正的卑鄙小人也并不多见。正如作者所说：「但这些卑鄙的诱惑所占的比重远比许多评论家预想的小得多。」
在多日的朝夕相处中，队友们的人格魅力都逐渐展现了出来。也许目的没有那么单纯和理想主义，但他们对登山的热爱是真实的。
而这也更加剧了山难事件的悲剧性。那一个个鲜活可爱的生命，在72小时内经历非人的苦难和挣扎，其中数人就此长眠于山中。
作者（前排左三）所在的登山队合影
在这些人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韦瑟斯。在我看来，他就是奇迹和生命力的代名词。
他三次被队友抛弃，却用惊人的毅力生还。
第一次，由于做过角膜手术，他在海拔8000米处几乎失明，领队让他留在原地等待，于是他守着承诺独自一人在暴风雪里从中午等到天黑，冻成雪人。
第二次，在跟随领队下撤时迷路，而等到领队从营地搬来救兵时，他滚落到岩石后“失踪”了没有被发现，于是在雪地里被埋了一整夜。早上救援人员发现他后，判断他没救了，就把他留在了原地。没想到他竟然自己苏醒过来，“木乃伊”般蹒跚着独自走回了营地。
第三次，他的帐篷被彻夜的暴雪压塌，他呼救了一夜却没人听到。第二天队友再次觉得他活不了了，可没想到他又一次站了起来，坚强地下到西库姆冰斗。
在冰斗，有直升机来救援，但一次只能运走一人，他慷慨平静地将也许只有一次的机会让给了他人。好在，随后他还是被回航的直升机顺利接走，安全送到了医院。
在12个死亡的重压下，韦瑟斯的顽强像一根坚实的浮木，将我拉出令人窒息的水底，深深地喘了口气。
读完这本书，我在巨大的震撼中难以入眠，却又难以说清是为什么。
若要追究此次山难的原因，首当其冲的还是骤变恶化的天气，而登山商业化带来的弊端也必定难辞其咎。
但这些似乎只是表面原因，掩卷后我不禁深思，悲剧真的是可以避免的吗？
对于真正的登山者来说，在登山中遇险死亡似乎是必然的归宿。在距离顶峰110米处冷静下撤的瑞典登山者戈兰·克罗普，2002年在西雅图附近攀岩时坠落身亡。早早下山后营救了多人的俄籍向导布克瑞夫，1997年在安纳布尔纳峰遇难。
「正是因为其所具有的危险，才使得登山成为一项伟大而壮丽的运动。」
登山运动的危险性永远不可能消除，而挑战极限就意味着向越来越大的危险进发。于是，即使是再冷静、再有规划性的登山者，都不可避免地在追求极致的过程中撞上他终究没跨过去的危险之壁，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山神。
有人批判说这是一种“找死”的行为。
但我想，生命的意义绝不能仅以时长来度量，至少他们挑战、跨越、再挑战的姿态足以令我感动。
我们普通人的一生，也是在努力跨越一道道人生的坎，直到被年老、疾病或意外打败后死去吧。
那么登山不就是他们的人生吗？挑战接连着挑战，在过程中获得痛苦的磨砺和成功的欢欣，也收获友谊和陪伴，或许还难免被虚名和利益诱惑，而最终，亦不过一死。
只不过他们也许活得更极端、更锋利，也更充满生命力。
「登山如同生活本身，只是以更尖锐的方式表现出来罢了。」
回过头，我想正是以极端的形式绽放的生命力，带给我长久的、难以言喻的震撼吧。
（插图来自该事件改编电影《绝命海拔》剧照）
.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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