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读库1904》有感

本辑《读库》一共包含了六篇文章,分别是:《说相声的》、《给他》、《公共图书馆那些事儿》、《临城劫车案与“土匪邮票”》、《上林瀛海揽九天》以及《冷眼看水浒》。

2018年,相声界的多位老先生接连离去,于是“郑捕头”(本名郑猛,据本人透露:江湖名号“郑捕头”源于《武林外传》,只因对喜剧的偏爱,而从《我爱我家》角色里实在找不到有意思的名字,便打了邢捕头的主意:二者姓氏为一“开”一“关”另加一“耳朵”,比较好玩,别无深意)从2018年10月到2019年6月,采访了将近三十位相声前辈和中青年演员,请前辈回忆自己的艺术过往,对时下的相声发展进行评价,并展望相声的未来;请青年演员聊聊他们眼里的相声界老先生,谈时下的相声新局。
《说相声的》是其阶段性成果的一部分,选刊了其中五人,分别是:李伯祥、姜昆、杨议、李菁、王声,老中青,京津陕,窥斑识豹,感受这些给我们带来笑声的艺术家,在舞台下的访谈中如何令人叹息。

说实话,这些年听的相声大多都是德云社的作品,不能说德云社的相声就不好,但类似风格的作品听多了,便少了那份乐趣,加之近些年脍炙人口的相声作品实在太少,渐渐的对相声这种本应广受欢迎的艺术作品也就没了兴趣。

不过“郑捕头”这篇文字读来还是让人觉得亲切,想想“郑捕头”此前曾在《读库1306》发表《二十年前,〈我爱我家〉》,在《读库1606》发表《青年梁左》,并出版有《我爱·我家》一书,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口述史的抢救性事业。

另外,读这篇文字也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在《读库》丛书的第一本《读库0601》上,曾经主打介绍过郭德纲和德云社,那时的郭德纲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出名,东东枪跟踪访谈比较容易,不知道这次“郑捕头”采访的相声演员中是否还有郭德纲以及德云社的其它相声演员。

《说相声的》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相声演员王声说的,因为王声说到和他的搭档苗阜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人,但相处愉快合作的一直很默契。王声说:“成年人的合作到最后不都是压抑自己本性,拿出方便跟人接触的一面进行合作吗?任何工作都是一样,不仅说相声的这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既是诗歌的黄金时代,又是书信的黄金年代。

诗人们通过写信,结识朋友,交换作品,谈论诗作,介绍书刊,探讨创作主张,交流写作经验。

《给他》里除了刊出女诗人林子的爱情组诗《给他》外,还展示了从事八十年代诗歌史研究的姜红伟整理的1979年11月到1982年11月间,林子与《诗刊》原资深编辑雷霆的十九封书信。这些信件也带我们重返到当年的诗歌现场。

简单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的赤诚,对生活、自由和真理的向往,突破禁锢的勇气,编辑与作者惺惺相惜的关系,在今天都几乎绝迹了。

去年底时看了纪录片大师弗雷德里克·怀斯曼导演的《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细致又琐碎的介绍了纽约公共图书馆,这篇译自《纽约书评》2019年4月号的《公共图书馆那些事儿》,探讨了被誉为“人民宫殿”的公共图书馆的本质、功用、存在的价值,及其在当下社会的使命,帮我们厘清对图书馆属性的认知。

观《书缘:纽约公共图书馆》有感

公共图书馆在美国社区文化建设、公民教育和公共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正像文书介绍的,对公共图书馆贡献最杰出者,公认是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

卡内基是钢铁巨头,财富仅次于洛克菲勒,若以今日的价值计算,高达三千多亿美元。但他一生中最被后人铭记的,是将约22%的财富用于建设图书馆,主要是公共图书馆:他在美国和一些英语国家捐建了两千五百零九座图书馆。

卡内基是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笃信民主价值和公民参政。他深知民主的成熟与成功,首先在于公民素质:公民须学习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能够自由思想、自由表达并行使道德意志,才不易受人操纵,从而积极主动地参与民主政治,做出知情且富有责任心的政治决定。卡内基认为,公共图书馆便是培养教育这类理想公民的一个独特而有效的机构。他说:“世上的民主摇篮,非免费公共图书馆莫属。在这个知识理想国里,无论等级官阶还是财富,一概无须考虑。”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受教育一直是上层阶级的特权,是统治者借以控制知识、思想和意识形态资源的一个核心机制。图书馆作为这一机制的基础设施,负有收藏管理知识产品的职能。古代帝国大多有发达的皇家和官府图书馆,例如埃及托勒密王朝修建的亚历山大城图书馆,便是一座举世无双的知识殿堂。但这些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往往限于官员贵族和上层精英。

对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其前身可追溯至古罗马。那时人们常去的公共浴池,豪华些的辟有休息室,内置书卷,供客人浴后休息时阅读。但这类豪华浴池非一般平民可以光顾,那些不识字的百姓也看不懂。因此这雏形的“公共图书馆”,仅是贵族特权和享受的延伸,并无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之功用。在西方,到了十七世纪,才出现零星的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图书馆。

现代公共图书馆逐渐成为一项制度,则是十九世纪中叶的事了。当时,经济危机加上洪水饥荒席卷欧洲,战争和革命风起云涌,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水准不断恶化,激化了阶级矛盾。政府和上层精英意识到,在中下层民众强烈要求改善社会地位的时候,让多数人得不到文化教育和知识启迪的状况持续下去,很可能是危险的,至少无助于消弭社会动荡。而那时全民公费教育尚未起步,在有识之士看来,公共图书馆就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了。

由此开始了一场图书馆启蒙运动。

1850年英国通过了《公共图书馆法》,把社区公共图书馆纳入政府的文化建设规划。之后,这场运动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相继传播开来。现代公共图书馆被定义为一个全民文化教育机构,尊崇并传播知识,负有促进社区文化教育的任务。多数由中央或地方政府从税收中拨款修建、提供经费,聘任受过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人员管理,免费向所有居民开放。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完善,公共图书馆成为今天西方国家社区文化生活的一块基石,也是民主制度下公民素质和公民意识培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正如文中所说:“自由获取思想和信息,这是产生负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先决条件,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如同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原则一样。”

大众热爱公共图书馆,据美国图书馆协会2008年统计,全美居民68%持有公共图书馆读者卡(借书证),2007年有76%的居民使用过本地公共图书馆(其中借阅最积极的是新移民)。文中援引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示,超过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认为公共图书馆对他们的社区“非常”或“比较”重要。皮尤的研究人员还发现,在过去一年里,十六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约有一半使用过公共图书馆。

今天,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已经成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延伸,社区公共生活的中心。但正如文中此用的长岛大学的一位经济教授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质疑的那样,随着互联网发展,知识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样化,公共图书馆已经不再重要,应该关闭。

但正像文中写到的读者对这位教授的观点表达的愤怒和嘲笑一样,我认为当今这样的时代,公共图书馆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例如,上文提及的美国图书馆协会2008年的调查发现,92%的美国人把社区公共图书馆看做重要的教育资源,年借阅量高达二十多亿件。

当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建设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暂且不说我的家乡位于东北的一座边境小城的图书馆里多年难觅新书,就拿我经常去的国家图书馆来说,馆藏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同样需要进一步丰富。当然,我这样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图书馆出于某种考虑,刻意对有些图书限制借阅引发的。

有专家说,如果能够通过积极自愿的学习,一个个公民的素质培育能在公共图书馆自由平等的学习气氛中静静地完成。如此成长起来的公民,富于进取精神,对未来充满希望,便是深化改革、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扩大基层民主关键的稳定因素和保障。

当然,在当下的中国,这可能更多只是美好的愿望。

1923年5月发生在山东省临城县(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的临城劫车案,被称为继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史称“民国第一案”,“土匪邮票”则是此案中埋下的一枚彩蛋。

“漫邮记”系列作者谭夏阳梳理这批“世界上唯一由救援组织与劫持人质共同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诞生的来龙去脉,记为《临城劫车案与“土匪邮票”》。

关于临城劫车案的前因后果网上不难搜到,不过网上的一则资料显示:1926年12月湖南省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将“临城劫车案”作为北方革命的一个实例,将发动此案的团体称作是“与封建统治阶级争斗,与帝国主义争斗”的“革命团体”。这样就有些荒诞了。

另外,还有资料显示,“上海滩三大亨”的黄金荣曾经参与解救法国籍天主教主教裴雨松·雷狄,并因此使黄金荣在上海滩名声大震,不仅得到丰厚的赏金,而且还得到法国巡捕房的破格重用,提拔他为原来只有法国人才能担任的督察长,成了黄金荣发迹的第一桶金。

《上林瀛海揽九天》是贾珺老师“园林故事”系列的第五篇,主角是秦汉上林苑,也是此系列中历史最为久远、规模最大的皇家园林,格局象天法地,凌厉壮美,独具一种雄浑质朴的气质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它的盛衰历程,直接见证了秦汉两大帝国的兴亡与荣辱。

不同时期的人对旧时文学作品会有不同的解读,《冷眼看水浒》里收录了赵瑜以独特视角解读的《水浒传》中的九个人物,以现代观点和常识分析其动机和行为,读来特别有趣。

特别是通过戴宗在《水浒传》中第一次露面时的表现,暴露了宋朝司法的黑暗。简单来说,不论是谁,到了戴宗管辖的牢城,先送上五两例银再说。如果送得不及时可能就要吃一百棍的杀威棒。当然,如果是熟人介绍的,那么,所有的规矩自然就都不用说了。

当然,也不能据此就像作者在文中分析说戴宗人性多恶,这其实就是熟人社会的典型人格,如果不认识对方,那么,哪怕一点点小事,便也要折磨对方数十次,直到对方投降,送钱送物,方才办理。如果是熟人或者亲戚关系,那么例换另外一张嘴脸,哪怕违规的事情,也要想方设法维护。这样的结果是,整个社会没有了秩序,一旦社会没了秩序,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包括他自己。

其实这样的现实,从宋朝延续至今,暂且不说在当下的中国依法治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是在有些机关单位里,现实本质上仍然是这样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些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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