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认为我感兴趣的不是当英雄和圣人，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鼠疫》中的里医生这样说道。
思想是时代的产物，评论一部作品，离不开作者所处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二十世纪的西方，在尼采喊出了“上帝已死”之后，人们对上帝的传统信仰破灭，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和拜金的现实主义的盛行，又重挫了传统道德和人的尊严。
据说，每次瘟疫盛行，《鼠疫》都会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在写这本书的读后感之前，我需要先指明加缪几部重要著作的创作顺序：《局外人》——《西西弗神话》——《鼠疫》——《反抗者》。
小说《局外人》把关注的眼光投向超出肉体与生理痛苦之外的精神人格痛苦（虚无、绝望、陌生感、异己感），指明人生的荒诞性，推翻了以往各种貌似理所当然的意义说。然而，诚如加缪自己所言，观察到生活的荒谬，不可能是一种终结，而仅仅是一种开端。因此，他的兴趣所在，是探讨在人们既不相信上帝，又不相信理性的时候，应当如何生活。
《西西弗神话》借助西西弗这个形象，通过一次次推石头上山这件无意义的事，比喻人生一切活动本没有实质的意义，而且“终将滚落”（死是必然的）。然而，除了平静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命运的挑战之外，人还有更好的昭示尊严的途径吗？推石上山比喻人的创造的态度，被加缪称为希望——人是不幸福的，但即便如此，人从来没有停下过追求幸福的脚步。加缪总结道：“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因为是在努力活着的过程中，人类终于翻转了荒诞命运之牌，获取了掌握自身命运的自由。
面对荒诞，反抗作为一剂解药的理念已呼之欲出。
在小说《鼠疫》中，“鼠疫”是一种象征性概念，具有能传染、毒害宿主的属性，比喻一种有害的思想主张，具有几分宗教的“原罪”意味。不用意志去毒害他人，亦不被他人的意志毒害，这就要求我们几乎要生活在一个真空的社会里，这得有多难？这难道比躲避防不胜防的鼠疫更轻松吗？生活在浊世，就是身在大染缸，独善其身就像期望举世皆浊我独清一样困难，于是，生活本身就成了原罪。
加缪在结尾处也挑明了“鼠疫不是别的，正是生活”——这荒诞的、无常的、没来由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无法置身事外的、必须与之抗争到底的生活！
在鼠疫达到顶峰的时候，整个奥兰城都陷入了自暴自弃，听天由命的氛围，人们麻木不仁，宛如行尸走肉，以至于到最后，几乎陷入末日狂欢般的绝望。也让我们看到了文明和秩序，在天灾面前多么的不堪一击。
鼠疫过后，人们重拾信心，庆祝胜利，而灾难中不幸死掉的人，以及他们痛苦的家人，都好像被遗忘了。这似乎也在说，生活总要继续，而遗忘就是解药。
神父帕那卢代表的是将信仰奉献给上帝，寄希望于宗教的人们。然而，在巨大的灾难面前，一切宗教信仰都很容易破灭，神父之死就意味着宗教信仰传递的精神力量的消亡。
通过科塔尔这个形象，我们看到，直面了生活的荒诞底色，一个人放弃反抗是常态，加缪称其为“绝望者”。
过于清醒的人生，是以付出希望和幻想为代价的，以承受枯躁、寂寞换取清醒的见识，诚如加缪所说，失去希望无法得到真正的宁静，这真的算是赢局？知识分子塔鲁，这个近乎圣人的“清醒者”，他反思当代司法体制，怀疑其合理性，代表着一种理想主义，他的清醒让他放逐了自己，内心不得安宁。他组建志愿队伍，抗击疫情，见证死亡，亲历死亡，最终也未能逃脱鼠疫的毒害，死于胜利的前夜，是一个低调、平凡的英雄形象。
小说字里行间也反复暗示，一切以追求结果为目的的行为，终将直面虚无的冲击。面对漫漫人生，人所能赢得的，归根到底只能是回忆和体悟，其他都是虚妄。因此，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体验悲欢（成功与挫败），正是人们行动的根本动力，因此，在确立了自己的天职的前提下，只管去做，勿问结果——主人公里厄大夫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代表。
人活于世，但求安心立命，活着，果然就是修行。修行既是过程，也是目的，安宁则是正确的结果。这答案不在外面，正是在心中。而记者朗贝尔，这个最初置身事外的“局外人”，一开始想尽办法要逃出城外，最后尽然自愿留下帮助抗疫，认识到自己和大家已经成了命运共同体，这正是一个人良知觉醒，追求内在安宁的最好例证。
而最后，论著《反抗者》则阐述人对抗荒诞的哲理，探讨在精神上、现实中、社会中进行这种反抗与超越的方式与道路，使其“荒诞——反抗”的哲理体系得以完整化、完善化。
面对这荒诞不经的人生，在上帝已死，而理性主义又是如此面目可疑的情况下，唯有奋起反抗，既不屈服于看破红尘的绝望，也不执着于那“最后”的结果，充分体验挫败和胜利，体验人世间的悲欢，享受这过程，以及过程中获得的回忆和体悟，如此才能昭示作为人的尊严，安心立命，达到真正的灵魂的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