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受过正规的诗歌教育，对平仄、对仗、韵律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从小学开始，就意识到，课本中凡见诗词都是要背的，所以对诗词并无好感。只是到这几年，那些被强制背下的诗词在脑海里发了酵，曾经的苦涩才泛出香气来。不过想多背几首诗，仍是看不懂，也静不下心，打开书就已经要睡着了，这是一件可惜的事。
写这个主题，是本以为自己还知道些常识，比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大意是唐诗最有名，宋词写的最好。但在《纳兰容若词传》里看到一些观点，才发现自己认为的常识可能都不对。
清代的词坛不大为现代读者所知，这实在有几分委屈。《纳兰词典评》里曾有一段说明：清词号称中兴，盛况远超两宋，创作理念与艺术手法也较两宋有了长足的发展，只是宋词的马太效应太大，现代人除了专业的研究者之外，往往只知宋词而不知清词，即便读一些清词，也只知道容若一人而已，殊不知清词大家各有锋芒、各擅胜场，济济为一大观。
读到这段，先是一疑，以为是作者因为写清词，所以褒清词。但看到下面这段时，感觉还是有道理的。
诗词，自唐宋以降，一直是发展着的。单以用典手法论，唐诗之中，李商隐算是用典的大家，但比之宋词里的辛弃疾，李商隐的诗句基本算是白话了；辛弃疾是宋词中的用典大家，但比之明代吴伟业的歌行，辛弃疾的词也该算是白话了。个中缘由，除了艺术的自然发展之外，诗词作者从艺术家变成了学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略来说，宋诗之于唐诗，就是学者诗之于诗人诗；清词之于宋词，就是学者词之于文人词。学养被带进了艺境，向下便流于说教，向上便丰富了技法、拓宽了境界。但遗憾的是，这等佳作，因其曲高，便注定和寡，总不如“床前明月光”和“人生若只如初见”一类句子那样易于流传。
想想也是，从民间影响和流传度来看，诗在李杜时代已经到了一个难以超越的高度，词在苏轼时期已空前繁荣，元曲有印象的只有四大家，小说中现在说的最多的也是四大名著。
而从字面来看，李白的诗，如“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不管背后有多少寓意，从文字的理解上来看，是没有什么障碍的。
苏轼的词也类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接近白话，一般人都能理解，也容易记住。
从《诗经》开始，文学形式就有两种倾向：一个是向下，像《风》一样，下里巴人，更接地气；一个是向上，像《雅》《颂》一样，偏庙堂，阳春白雪，重学术性。
经过古体诗的探索，到了唐初，诗开始繁荣，那时诗还是接地气、生活化的。或许是因为民间的语言就那么多，随着创作的持续，在接地气的方向诗已经很难突破了，只能朝文学性发展，越来越高雅，也越来越难懂，这也可以说是诗歌的内卷。
随着诗越来越高雅，脱离大众，终于在唐末宋初出现了一次革命，从字数和韵律上有了突破，关键是又一次可以接地气，和民间语言融合，实现了宋词的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词也再次延续了诗的命运，内卷到看不懂了，就又加了舞台表演，向曲迈进一步。曲也有了天花板后，就向说书转变，毕竟说书更容易在民间流传，也催生了小说。再后来，到了近现代，小说也高雅的不行。电影电视剧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小说的生命。
另外，李杜主要生活的唐玄宗时期是盛唐，苏轼生活的宋仁宗也是宋朝最强大的时期，元曲不太了解，而西游记成书于嘉靖年间，红楼梦成书于乾隆年间，几乎都是经济发展的高峰。这可能也是因为有了经济基础才能支撑上面的文化高塔。国外的文学发展轨迹也多有类似的契合。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由此来推测，大概率将催生出新的文化繁荣。毕竟如果没有经济支撑，就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就算敢于谈自己的缺陷也是半遮半掩的，含着酸的，这样文学就少了一块或有局限。只有自信了也敢更大胆的审视自身的得与失，有了从上到下各个视角的完整。
至少，从最近古风歌曲颇为流行就可以窥见一斑。不信听听，龚琳娜在这首歌中的声音肆意转换，传递的自信，让人想起”嬉笑怒骂皆文章“。而歌词中的“师父，什么是孜然”，更是透露着自信后才敢有的自嘲。
而这次文化繁荣跟之前的历次不同的是，在世界交融的大背景下，如果有，相信一定是世界性的。
帕布莉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