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三厅·原创 首都书评
“边缘人”一词源自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指那些因难以适应地位或环境改变而滑落到群体边缘，无法融入社会主流的人。《“边缘人”纪事：几个“问题”小人物的悲剧故事》所考察的对象，或多或少都受过教育，多半都在一九四九年前有过工作经歷，一九四九年以后或在政府机关，或在工矿企业，或在军事部门，或在学校医院，或在服务行业工作。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都是单位人以外，最主要的就是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些“边缘人”是歷史舞台上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大人物的强光所形成的阴影之下，被主流所嫌弃。杨奎松以歷史学家的手电筒照向这些暗处，用大量史料重构了他们的人生，让读者近距离地观察到歷史的另一面。
“小人物”带来的大思考
钱穆在他的名著《国史大纲》中说，对本国歷史要有一种温情和敬意。我想再引申一句，这种敬意和温情，主要应给予被歷史裹挟、被动前行的人们，尤其是那些被歷史绊了一跤的“小人物”。陈寅恪也曾说过，研究歷史应具一种“了解之同情”。我也想引申一句，这种“了解”“同情”，主要也应投射到那些“小人物”身上。一滴水可以照出太阳，也足以映射出歷史之河的走向。如杨奎松所言，学问之所以存在，是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边缘人”纪事》研究的是“小人物”，指向的问题却是宏大的，可以激发人们对共和国史的不尽思考。
譬如，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除旧布新的过程，在接管旧政权的同时，也接收了一大批维持政权机器运转的“小螺丝钉”。在宏大叙事面前，这些小螺丝钉是面目模糊的，只有当史家的思绪探入他们的个体史料，歷史才活泛起来。中医“方立仁”担任过国民党县党部执委，在悔过登记中又隐瞒了自己曾在一九四七年兼任过中统在县党部的通讯员这件事，而被认定为“歷史反革命”；解放前的技术干部“罗国正”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他参加过国民党，还参加过武汉陆空联络训练班，多年来一直成为公安局的“重点调研对象”。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反映出新政权执掌者忐忑、摇摆的内心世界，也足以深化人们对这段歷史“了解之同情”。
在书中，也还可以读到“问题人物”当年的片断日记。一则记于一九五四年的日记这样写到：“古时的干部是通过科举而得，而现在的干部是专门学校培养；不过古时的宰相可随便随时更换，可现在的总理是一辈的官衔，决不让有才德的农夫去做总理，决不能让有才能的兵卒去任总司令。这倒不如古朝了。”哦，原来在舆论一律、高呼万岁的时代，质疑和抗议的声音依然在倔强的生长。这些，都让人思考在国家机器强大不可一世的面具下，还隐藏?些许不安。也正是这些不安，让人燃起对人性的希望，并努力去“懂得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
边缘史料的逆袭
对歷史的理解，有赖于史料的扩充。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就是史料学”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因此，看一部史学作品，首先不妨看其对史料的掌握和运用。在《“边缘人”纪事》这部书中，作者使用了“认罪书”“悔过书”“大字报摘抄”“×××问题的调查报告”“歷史自传及思想变化情况”“思想汇报”以及个人日记等材料，与一般的“正史”写作相比，这些史料无疑是边缘的，在以往的近现代史或共和国史叙事中使用并不多，偶有使用，也只是作为点缀。这让我想起，前些年有位史学家以一人之力著二十世纪中国史，获得如潮好评，受人瞩目的一点是使用了一些新史料，但这些新史料的作用其实止于增加阅读的新奇感，没有冲击传统的叙述框架，也没有提供多少新知。个中原因，除了突破传统史观本身所具有的难度之外，还在于这些新史料不够“边缘”，不足以对处于中心的话语体系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杨奎松却对边缘史料作了充分的运用，三刀两斧刻出了一组“边缘人”群像，扩充了人们的认识。
或许是因为运用史料技术的高超，杨奎松笔下的歷史有浓郁的故事感，总让人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无论是以前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还是这本《“边缘人”纪事》，都是如此。其实，歷史本就是讲故事。文史融通，是中国史学的旧传统，也是现代西方史学的新追求。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史融通的典范之作，西方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也兼具文史之美。杨奎松撰述“问题”人物的故事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感情，毕竟，这是当代中国人亲歷的往事，作者本人还曾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经歷过监狱之灾。纪录这些往事，是写史也是作文，因而引人入胜。
但同时，杨奎松又以史家所必要的清醒和冷静守住了言说的边界，止步于“过度阐释”的崖边。他所做的，是说明问题人物当年的“问题”与他们坎坷命运的关系，而不是为他们辩白。他说：“故本书所提供的，基本上还是一种社会史的研究素材，而且也不去尝试还原传主个人歷史的全部真相。此点还请读者鉴察。”换言之，杨奎松在书中提出的是一种对人生描述或解释，而不是探求所谓“真相”。
史学当然以求真为首要目的，但微小的个体终究无法获知终极真相，即便掌握再多的史料亦是如此。钱钟书在为汪荣祖《史传通说》一书作序时说：“求尽则尽无止境，责实则实无定指。积材愈新，则久号博稽周知之史传变而为寡见阙闻矣。?眼迥异，则群推真识圆览之史传不免于皮相畦执矣。”这段话对史学意义上的“真”作出了极为精到的解释，《“边缘人”纪事》可谓深得个中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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