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前些时日，李胆大同学约稿菊花与隐士，没有限时完成，索性便拖着，反正她也不会催我。这几天刚好读完《菊与刀》，这本书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首次出版于1946年，用菊与刀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意象剖析日本国民性。现在觉得可以合二为一写一写菊花、武士和隐士，作为读后感和另外一种投机取巧的偷懒。
菊花品类繁多，多年生草本植物，性耐寒，秋来九月，严霜降处，秋风紧，百花坠千叶陨，菊花便显露头角，开始盛放，闻之清香四溢，观朵瓣如丝似爪，有黄白赭红诸色，宜观赏，故有古诗云：“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菊花亦可食用。如屈原晚餐采食秋菊落英，有延年益寿之功效，后人有制作菊花酒，作为滋补药酒饮用，称为长寿酒。制作菊花茶自不必赘言，也可炒菜做粥，有菊花鱼球、油炸菊叶、菊花鱼片粥、菊花羹可查，至于做点心、整火锅，俱不失清淡雅致。因此，宋代《全芳备祖》把菊花夸上了天：“所以贵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药，囊之可枕，酿之可饮。所以高人隐士篱落畦圃之间，不可一日无此花也。”
大概因菊花具有百花零落唯菊独盛、漫山遍野不择地长、吃喝用赏浑身是宝的天然属性，才有了东晋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名句，这株中华田园花继而成为隐士的代名词。
公元八世纪前后，作为四君子之一的菊花由中国传至日本，得到了日本皇室的喜爱，沿用至今的皇室家徽便是十六花瓣八重表菊纹。因此，菊花亦可称之为日本国花。《菊与刀》中提到“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体现，菊与刀这两种柔软坚硬、脆弱坚强、美好冷酷的极端，渗透在日本人思维、情感和习惯的方方面面。在日本人的感觉中，刀并不是一个攻击性象征，而是对一个理想化的勇于担责的人的比喻，他们的性格蕴含菊的美，却又显露刀的狠，它让一个人成为一把锋利的刀，他们时常一边舔舐易于受伤的心灵，一边擦拭出现“锈渍”的身体，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日本的整个文化。
“不管一个人的行为和观点如何怪异，他的感知和思考方式都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这话是书中原话，说的挺在理。就像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个逃离现实归隐田园的隐士梦一般，每个日本人都会视武士为无上威望，皆源于所浸染的环境不同。
武士是一个奇怪的族群，起先是大名（封建领主）的武装侍从，这一阶层名正言顺地出现，是德川政权巩固封建制度的需要，武士不能兼做农、工、商，被封印成寄生阶层。武士完全仰仗于他们的主君，以取自于农民的禄米为津贴，没有土地和农奴，更不是拥有财富的战士，过着窘迫的拮据生活，因此武士信条中特别强调节俭至上。
“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这话是二战时日本招募士兵的格言，这饿着肚子还硬挺起身体叼个牙签装个逼，貌似不可一世的武士众生相，其实生活质量远不及他们鼻孔下的平民。作为不事劳作的寄生虫，他们以杀戮赚取生存和进阶，却有着高人一等的道德准则，在大名的眼中，他们又是卑贱的存在，是主人的忠仆、战争的打手。
然而，一个旧的时代终将落幕，一个时代的落幕，总是需要一些人为之殉葬。日本幕府时代的殉葬者，便是武士。当大名无力支付津贴给武士侍从，整个封建纽带的网络系统以及他们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成为笑话。
《菊与刀》仅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以及通过关于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闭门造出了《菊与刀》，为美国军方提供资料和意见，以期制定出最后的处置决策。她是从美国人的角度去审视，研究报告里美日在国民特征上的比对还算是比较准确的，也没有赤裸的居高临下的种族傲慢，唯一的硬伤是因战争导致缺乏实地考察。
《菊与刀》成书已愈70年，时代在更替，局势在变化，思想在革新，然而牢固的传统及流淌在血液中的东西会在悄无声息潜移默化传承，由此可见，该书对于了解日本人还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阅读日本作家的文学作品亦大有裨益。
再说回我们的隐士。
《后汉书》中有对隐士为何而隐的诠释：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说的清楚明了。如上文所说每个中国人都或多或少有一个逃离现实归隐田园的隐士梦，但并不是人人归田园居都可称之为隐士，这“士”与日本武士不同，他们可谓是一文一武，隐士作为特殊的文人群体，往往是安贫乐道，离世索居，毫无攻击性，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内心的圆融通透。想要成为隐士至少必须是知识分子才能称作“士”，即有才学、能做官，招之不去，也不作此努力的知识分子，才叫“隐士”。但有时隐士可能会成为一种悖论：既然被人知晓了，还能称为隐士吗？此外，现如今喊一人为“知识分子”，似乎快成为不文明用语了。
古时人才招聘的方式除考试、荐举外，还有实地察访、隐处求才。有人剑走偏锋，反其道而行之，盯上了隐处求才这个缝，通过假意归隐为自己贴金造势盗名，如卢藏用的“终南捷径”，时人纷纷效仿，隐居终南山上，寄希望于官家招隐，以此求得走上做官之路。一时蔚然成风，令人不齿。
说起另外一种假隐士，较为著名的有姜太公，他隐钓于渭水之滨，愿者上钩，钓上大鱼姬昌，实现了建功立业的宏伟志向，此外还有诸葛孔明，隐居隆中，躬耕陇亩，常以管仲、乐毅自比，三顾茅庐而出，定鼎荆益，三分天下，封侯拜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类隐士只是暂居于山林，观时势变化，伺机而出，一展抱负。
世人所言大隐士陶翁，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按其365年生人算，早年游宦以谋生计，29岁出任江州祭酒后辞官归家；34岁入桓玄幕，37岁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40岁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41岁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解印辞官，正式开启了他的农民生涯，直至63岁生命结束。41-63岁才是他真正的归隐生活，期间亦有朝廷诏征、官员劝仕，均未去。由此可见陶渊明隐隐仕仕，仕仕隐隐，做官做到老年（按当时年纪算）才归田，称其为大隐实为过誉。陶渊明有此美名，盖因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颇有盛名，后人便送上了这顶大帽子。
陶渊明一生普普通通，官做的很小也没啥功绩可言，当时更没有什么文坛影响力，他弃官归田只是小公务员这份工作实在干不下去了，换一个养活自己和家人的营生而已。碰巧他会干农活，家里尚有几亩地，随后，他彻底融入乡村生活，变成一个庄稼汉，除了爱好闲来无事信手写诗，没有一点所谓的隐士做派，正是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真实的自我实现，才促成了他作为隐士的名分。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远未达到这般朴拙境界，往往只是徒有隐逸之风罢了。实在是隐士不需被他人唤作隐士，而成为隐士。
衬得上隐士名头的人实在不多，他们都生长在古代，淹没于深山更深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宛如不知名的野菊花，不被刀割，没有烦扰，自然自在，自开自败，自生自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