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蚂蚁和小蜻蜓
《浪漫主义的根源》是伯林的脱稿演讲,后来学者根据录音整理成了这本书。对于一个学术渣渣和记忆力低下儿童来说,我看完这本书除了跪拜和感到震撼之外,实在感慨于行文之流畅(当然翻译也是很好),常常看的时候会有“太厉害了啊太厉害了啊”的感觉(这句说话方式特别像小蚁啊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的第二印象是,正是因为是讲稿,所以每一章肉眼可见地头重脚轻,常常一共三点,但第一点讲完就已经差不多只剩几页纸的分量了。可能是的确有太多太多话想说了吧…如果伯林真的做到了把浪漫主义源流整理成书,一定是个大厚本…
▼文 | 徐栖
一、写在前面
这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了解关于浪漫主义的观念,一直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这是一个关于足球的问题。2006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率领的法国对阵意大利,齐达内冷静地踢进一个勺子点球,戏耍了布冯。但是在加时赛下半场因为用头撞击意大利队后卫马特拉齐,被红牌罚下,法国在最后的点球中惜败意大利,结束了世界杯之旅,获得亚军。2006年世界杯后齐达内退役。事后齐达内解释说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动作,是因为马特拉齐以并不友善的内容问候了他母亲和姐妹。对于法国队和齐达内本人来说,这个红牌都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我和大亮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并不友好的讨论,因为大亮觉得虽然他非常爱齐祖但这个行为本身是不必要的——被骂也应该忍着,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他没有被红牌罚下,那么那一届的世界杯冠军很有可能就是法国队的,而他自己也会登上新的职业巅峰。而我,作为本应该慷慨激昂的正方并不能解释明白我为什么欣赏且支持齐达内的行为。直到我看到柏林说“到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你会发现一种价值观;人们的精神状态和动机比结果更为重要。情感的纯洁、完整、投入、奉献——这些精神气质,比较容易得到人们的敬佩,成为一般的道德态度。”(P17)我终于明白原来我心目中的齐达内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骑士。更具体地说,“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对少数派,对挑衅行为,对就某一点来说比成功更高尚的失败,对反对现实的任何行为,以及对那些可能是给予荒唐的原则的立场心存敬意。”(P139)而大亮显然不是这一派。伯林对解决具体问题和具体家庭内部矛盾做出了巨大贡献,感恩伯林。
二、对启蒙运动的首次攻击
正如以赛亚·伯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所阐释的那样,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传统思想被三个命题所支撑:1.所有的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如果一个问题无法解答,它必定不是一个问题;2.所有的答案都是可知的,有些人可以通过学习和传授的方式获知这些答案;3.所有的答案必须是兼容的。如果答案不能兼容,混乱就会发生。[1]也就是说,启蒙运动的理想,就像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开头说的那样,是希望用一套体系,像数学、物理学那样去解释伦理、政治和美学。这种看法在美学上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摹仿论——艺术是用来模仿现实世界的,而现实世界是对理想世界的模仿,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描绘理想世界,因此,艺术家对于“美”的追求高于对于真实的自然的追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伯林说“毫无疑问,雅典画家宙克西斯画的葡萄惟妙惟肖,鸟儿都飞来啄食,可谓巧夺天工。拉斐尔画的金片逼真得使旅店老板误以为是真品,结果没让他埋单就让他走了。然而,这些并非艺术天才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最高境界在于展现自然和人类向往的那种内在的客观的理想,在于把这种理想体现在高贵的绘画中,也就是说,世上存在着一些普遍的模式,艺术家能够把它们融入他的意向之中,就像哲学家和科学家把它们融入他们的命题之中一样。”[2]也就是说,画家/艺术家在历史中始终努力的目标,至少是在除了中世纪之外的其他时期所尝试做的事情,是依照自然矫正自然的尝试。
而对于浪漫主义来说,这个时期人们关心的额问题从启蒙主义的“统一”/普遍性概念转向了“个体”/特殊性概念。休谟的两个主张对于启蒙主义产生了冲击——其一当然是他著名的关于因果关系存在性的怀疑——其二是“当他问自己如何知道有一个外在客观的世界时,他说他无法用逻辑推导出来… …我必须讲这个世界当做一种信念之事接受下来,出于一种信任接受它的存在。信念不具有推论的确定性。实际上,推论完全不能用到实存之物上。”(P39)
伯林认为,浪漫主义的起源在德国,而其原因在于民族自卑情绪,因为“酸葡萄”的心理:“受伤的民族情感和可怕的民族屈辱的产物,这便是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根源所在。”(P44)伯林提到,哈曼作为浪漫主义的先驱“给了启蒙运动最沉重的打击,启动了浪漫主义进程,启动了整个反叛启蒙理念”。哈曼认为“那种想用科学的、一般性的概念来分析交流活动的企图必定失败。”(P47)通过哈曼,我们可以看到哈曼如何影响了歌德,因为在他的话里我们几乎看到了浮士德:“伏尔泰以为他们要的是幸福、满足、安宁,但事实并非如此。人们想要的是自己的才能能够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人们想要的是创新,人们想要的是创造,如果这些行为带来冲突,如果引起战争,如果招致争斗,那也是人类的命数。”(P47)“在他看来,启蒙的整套学说正在扼杀人们的活力,以一种苍白的东西替代了人们创造的热情,替代了整个丰富的感官世界”(P48)
伯林在每一章的结尾通常会留下一些关涉现实的论调,这一章的是,浪漫主义认为“科学一旦被运用到人类社会,就会导致某种可怕的官僚主义。”(P48)
三、浪漫主义的真正父辈
十八世纪是科学取得胜利的世纪,理性取得胜利的世纪,人类情感收到压抑的世纪,却也是骗子横行的世纪。这个世纪涌动着反科学的思潮。浪漫主义是重视天才,反对“才智”、规则、美德等等,所以卢梭能够被称为浪漫主义之父(虽然伯林认为他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法国的学者——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和浪漫主义之父卢梭——都没有德国人来得激进。在德国,重要的运动当然就是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狂飙突进运动。而回到启蒙主义最开始的三个问题上来,我们就会发现浪漫主义反对的是“所有问题都是兼容的”,也就是强调“在这世界上,在自然界本身,存在着一些无法化解的矛盾冲突,因为强者不能与弱者共存,狮子不能与羔羊共存。”(P60)如果我们看《少年维特之烦恼》,也会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这个时期,德国有两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位是赞成浪漫主义的赫尔德,另一位是大唱反调的康德。伯林认为,非常有意思的是,康德作为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反而成为了“这一理念的更大推行者”(P62)。
柏林将赫尔德的思想总结为三点:一是表白主义(expressionism),二是归属的观点(notion of belonging),三是“真正的理想之间经常互不相容,甚至不能够调和。”(P62)在美学上,浪漫主义由“美在物品自身”转向了“美来自表达”,他们主张艺术即是表达,艺术即是交流;在归属的观点上,我们能够看到赫尔德的早期民族国家观念,这在艺术上表现为“离开了创作者的创作目的,作品也就无从谈起。”(P66)并“由此发端出整个历史主义、进化论的观念”(P67)。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了解一个人所处的环境——那通常是与我们所处环境截然不同的环境——才能了解这个人本身。这个观念,在伯林看来是归属感的核心。由此赫尔德阐释了所谓每一种民族独特的“文化重心”。顺着这条脉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走到《想象的共同体》中所阐述的观念,因为赫尔德的浪漫主义思想正是它的核心。但尽管如此,伯林明确指出“赫尔德不是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原作者,尽管人们有时会这样说,尽管它的很多观点已经确凿无疑地纳入民族主义之中。他应该是某种观点的创始者、原作者。我不知道如何命名他的观点,它颇像民粹主义。也就是说(举个更滑稽的说法)赫尔德是各类名目的上古主义的始作俑者。”(P68)在十八世纪,关于终极理想的目标崩塌了。
伯林在最后指出了赫尔德的“最终结论”:“每个人类群体都应该为自己与生俱来的东西而奋斗,或者说,为了他们的传统而奋斗。”(P70)
[1]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M]. 译林出版社, 2008,第28-29页。
[2]伯林. 浪漫主义的根源[M]. 译林出版社, 2008,第32页。
(除了这两个之外注释都很马虎了,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