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报》是家庭时事通讯和小镇新闻的怪异组合，双周刊。有时候是月刊，如果戴维一时兴趣旁落的话（他可能忙着做枫糖，酿苹果酒，造火箭或者改装车。这只是试举其一二）。

戴维还把体育、游戏、天气预报（“最近持续干旱，但本地农民哈罗德·戴维斯说我们到八月如果还等不到至少一场好雨，他将面带微笑，去亲吻一头猪”）、菜谱、小说连载（这个由我写）等内容放进小报上。

恐怖片、科幻片，讲少年拉帮结伙、在外头晃荡的片子，骑摩托车的倒霉小流氓的故事，这样的电影最让我来劲。

我有一阵子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写这个故事，就让这点子留在那么个既非有意识又非潜意识的地方慢慢酝酿着。我开始教书以后，有一天晚上坐下来试着写这故事。第一稿写满三页纸，但我不满意把稿纸团起来扔掉了。我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有四层不满意。首先且最不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故事打动不了我。第二点略微重要一些，那就是我不大喜欢故事的主角。嘉丽·怀特似乎太笨，性格又被动，是个现成的倒霉蛋。其他女生朝她扔卫生棉或卫生巾，唱歌似的叫道：“塞住它！堵住它！”而我根本不关心她对此的感受。第三点更重要，我对故事发生的环境，还有全是女生的人物群体不熟悉。我进了女儿国，我单凭几年前闯入高中女生浴室那一次经验，远不能把环境讲清楚。对我来说，写作最好是种亲密切近的状态，像肌肤相亲一样性感十足。

第四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发现我必须把故事写长，才能把它写好，也许比《他们有时回来》还长。可那篇已经是男性杂志能够接受的最大长度了。

第二天晚上，我从学校下班回到家，发现塔碧莎拿着那几页稿纸。她在倒垃圾桶时发现了这份稿子，把纸团抹平，把纸上的烟灰拂掉，坐下来读这个故事。她说她想让我继续写。她想知道故事的结局。我告诉她说我对高中女生实在是屁都不懂。她说她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她压低下巴，用那种可爱得不得了的样子朝我微笑。“你这个故事很有料，”她说，“我真的这么觉得。”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作家对角色的最初认识可能和读者一样是错误的。我紧接着又认识到，仅仅因为创作困难，不论是感情上的原因，还是因为想象力缺乏，就中途放弃一部作品，这样的做法不可取。人有时候就得硬着头皮上，哪怕力不从心，仿佛坐着铲屎，使不上劲。因为你干出来的活儿会可能还不错。

我如今算是知道醉酒的感觉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快意翻涌，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多半的意识离开肉体，像科幻电影的摄像机一样拍下一切，然后就是难受，呕吐，头痛。

塔碧莎说我可以自己选择：要么去康复中心请人家帮我戒毒，要么就滚出家门。她说她和孩子们都爱我，他们正是出于爱，才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寻死路。

我跟她讨价还价——所有的瘾君子都这副德行。我施展魅力，哄她，所有的瘾君子也都擅长这种勾当。最后她答应给我两个星期想清楚。

我担心自己戒酒戒毒以后无法再写作，但我决定（我在筋疲力尽、极端抑郁的状态下，只能做出这么点决定），我如果别无选择，宁肯放弃写作，也要保住婚姻与家庭，看着孩子们长大成人。

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酗酒，并非因为他们从事创作、隔绝世外，或者是道德感不够坚强，他们酗酒是因为酗酒者停不下来。从事创作的人比起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也许确实面临更大风险，容易沉沦于酒精或者药物。但是那又如何呢？我们对着水槽呕吐时，丑态无甚差别。

这场冒险的结局到来之前，我一晚上能喝掉一箱五百毫升装罐装啤酒，还完成了小说《酷咒》，但我几乎不记得写作的过程。我说这些时并不骄傲，也不感到羞耻，只是带着些许的悲伤和失落。我喜欢那本书。我希望自己当时享受了把得意段落写在纸上的乐趣。

我最低迷的时候，既不想再饮酒，也不想保持清醒。我被生活驱逐在外。我在回程路的起点，只想相信人们对我说的：假以时日，情况会好起来。而我从未停止写作。我那时候写下的东西，有些很平淡，只是试验性的，但是我至少在写。我把那些令我不愉快的、毫无光彩的草稿埋到书桌抽屉的最底层，又开始写一部新作品。渐渐地，我又找回工作节奏，之后又找回写作的乐趣。我满怀感激地回到家人身边，如释重负地重新开始工作——感觉就像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又回到避暑小屋，先要检查一番，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在寒冷季节里被盗，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坏掉。一切都安然无恙。水管解冻，电力恢复，一切开始正常运转。

多年以来，我一直梦想拥有那种巨大的厚橡木板做的书桌，这张书桌要占据书房最显要的位置。

六年里，我坐在那张桌子后面，要么喝得醉醺醺，要么神游世外，就像开着一艘船，驶往虚无之地。

斯蒂芬·金论写作

早从友人处借得一册《论写作》，只是不相信写作这一行可论可教，所以仅信手翻阅一二而未窥全豹。这次要出远门，便故意把这本书带上，心想读不了几页，准保发生催眠作用，使我可在长途夜航机上睡一觉了。哪知道，金先生毕竟是位通俗高手，把个枯燥且已被人做烂了的题目发挥得妙趣横生，让我飞一路读一路，旅程结束，刚好把书读完，下飞机时——据接机人说——不但没有倦容，而且被金先生的幽默诱发的笑影还挂在脸上呢。

故事说的是一个崇拜某作家的女护士，把作家从雪地车祸救回，精心治疗照护，并想就此把偶像永远拘禁在身边，在精神上占为己有。初时感恩不尽的作家逐渐发现救命恩人行状谲怪，脾性暴戾，精神病症状渐次暴露无遗。于是，一个设计逃脱，一个严密监管，双方从斗智发展到你死我活的搏杀，故事极为惊心动魄——尤其是Kathy Bates饰演的女护士形象，由貌似敦厚发展到阴鸷凶残，跨度极大，看过之后，久久难忘。时隔二十年左右，我似乎仍能看到那大仰角镜头中女护士虎视眈眈的双眼而不寒而栗。据金先生回忆，这样一个精彩的故事构思于往伦敦的航班上，把情节记录在一张餐巾上之后，“写作强迫症”不再给作家一刻的安静，到得旅店，一口气就写满十六页之多的文字。骨架既定，情节、细部描写、对白等等就会像肌肉一样附着上去，直到作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作文的时候，灯光所及便是我的全部心智天地，光束愈密集，就愈能收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之效。

这本书很薄。论写作的书大多废话连篇。小说作家，包括如今的这一帮，都不太理解他们从事的工作——不理解好在哪里，坏在何处。我想，书越薄，废话就越少。

好的作品能教给学习写作的人风格、优雅叙事、情节发展、丰满可信的人物创作，还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一部《愤怒的葡萄》这样的小说可以令一个新手作家充满绝望，还有那种美好而古老的嫉妒——“我永远写不了这么好，哪怕活上一千年”——但这种感受可以变成激励，诱使作家更加努力，把目标定得更高远。一个好故事再加上好文笔，能让人读得血脉贲张，仿佛被击倒在地。这是任何一个作家经受锻造的必由之路。你除非曾被好作品震倒，否则决不可能希望自己的作品也有如此力量，将读者震住。

我们阅读、体会平庸之作以及绝对烂书的经验会帮助我们，因为这些东西悄然出现在我们的作品中时，我们能有所识别，避免写成那样。我们阅读也是为了拿自己跟好作家及伟大作家的作品做个比对，对自己能做到哪一步心里有个数。我们阅读还是为了体验不同的写作风格。

你可能会发觉自己借用了一种特别触动自己的写作风格，这没什么不妥。我少年时代读雷·布拉德伯里时，写的东西也像他的东西——一切都翠绿青葱，异常神奇，仿佛是我透过陈旧而模糊的镜头看到的。我读詹姆斯·M.凯恩时，写的一切都简洁脆快，硬朗坚决。我读洛弗克拉夫特时，我的行文风格也变得华丽繁复，有拜占庭之风。所有这些风格糅合于我少年时代写的小说里，所以小说很是杂乱可笑。糅合不同风格，是你形成个人风格之前的必经阶段，但杂糅不是凭空发生的。你必须广泛阅读，同时不断精炼并且重新定义自己的作品。我很难相信那些很少阅读或根本不读的人竟然也打算写作，并且期望别人喜欢他们的著作。

阅读在一个作家的生活和创作的核心。我走到哪里都带着本书，我发现我有很多机会抽空读上几页。我的意思是，读书既可一气呵成，也可浅斟小酌。候诊室、候机厅简直是现成的读书室，但待在剧场大堂和漫长而无聊的等候队伍里也可阅读。

我并非因为欧文停止练习才明白了这一点，而是因为他只在伯伊老师规定的时间练习演奏：每周四天放学后练半个钟头，周末再练一个钟头。欧文掌握了音阶与读谱——他记东西没问题，肺活量够用，手眼也协调——但我们从未听到他摆脱乐谱，即兴吹出一曲新调子，让自己也喜出望外一把。而规定的练习时间一结束，他就把琴放回盒子，跟喇叭摆在一起，直到下次上课或者练习时间才拿出来。在我看来，我儿子跟萨克斯真的是玩不到一处；永远都是练习、排练，没有真正的演出时段。这样不成。你如果不能乐在其中，就不能成器。还是趁早探索其他领域，也许还有更高的天赋和更多的乐趣有待你发掘。

你如果发现自己在某件事上天赋异禀，会主动去做这件事（不管是什么事），直到手指流血，眼睛都要从脑袋里掉出来。即便没有人听你演奏（或是读你写的东西，看你的表演），你每次出手也都是一场炫技表演，因为你感受到了作为创作者的快乐或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