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原文】
藏书家在弥留之际一再打量着范大冲的眼睛，觉得自己实在是给儿子留下了一件骇人听闻的苦差事。他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坚持到最后，如果能，那么，孙子呢？孙子的后代呢？他不敢想下去了。一个再自信的人，也无法对自己的儿孙有过多的奢望。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让自己的后人一代代都做藏书家，但是如果他们不做，天一阁的命运将会如何？如果他们做了，其实也不是像自己一样的藏书家，而只是一个守楼人。范钦终于闭上了迷离的眼睛。
从范氏家族的立场来看，不准登楼，不准看书，委实也出于无奈。只要开放一条小缝，终会裂成大缝。但是，永远地不准登楼、不准看书，这座藏书楼存在于世的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每每使范氏家族陷入困惑。
范氏家族规定，不管家族繁衍到何等程度，开阁门必得各房一致同意。阁门的钥匙和书橱的钥匙由各房分别掌管，组成一环也不可缺少的连环。如果有一房不到，就无法接触到任何藏书。就在这时，传来消息，大学者黄宗羲先生想要登楼看书！这对范家各房无疑是一个震撼。
黄宗羲是“吾乡”余姚人，与范氏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照理是不能登楼的。但无论如何，他是靠自己的人品、气节、学问而受到全国思想学术界深深钦佩的巨人，范氏家族也早有所闻。尽管当时的信息传播手段非常落后，但由于黄宗羲的行为举止实在是奇崛响亮，一次次在朝野之间造成非凡的轰动效应。他的父亲本是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宦官集团所杀，后来宦官集团受审，十九岁的黄宗羲在朝廷对质时，竟然义愤填膺地锥刺和痛殴漏网余党，后又追杀凶手，警告阮大铖，一时大快人心。清兵南下时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数百人的子弟兵“世忠营”英勇抗清，抗清失败后便潜心学术，边著述边讲学，把民族道义、人格力量融化在学问中启世迪人，成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中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在治学过程中已经到绍兴钮氏“世学楼”和祁氏“澹生堂”去读过书，现在终于想来叩天一阁之门了。他深知范氏家族的森严规矩，但他还是来了。
出乎意料，范氏家族竟一致同意黄宗羲登楼，而且允许他细细地阅读楼上的全部藏书。黄宗羲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黄宗羲在天一阁翻阅了全部藏书，把其中流通未广者编为书目，并另撰《天一阁藏书记》留世。由此，这座藏书楼便与一位大学者的名字联结起来，广为传播。从此以后，天一阁有了一条可以向真正的大学者开放的新规矩，但这条规矩的执行还是十分苛严。在此后近两百年的时间内，获准登楼的大学者也仅有十余名，其中有袁枚等。
这样一来，天一阁终于显现了本身的存在意义，尽管显现的机会是那样小。直到乾隆决定编纂《四库全书》，天一阁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乾隆谕旨各省采访遗书，要各藏书家，特别是江南的藏书家积极献书。天一阁进呈珍贵古籍六百余种，其中有九十六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百七十余种列入存目。乾隆非常感谢天一阁的贡献，多次褒扬奖赐，并授意新建的南北主要藏书楼都仿照天一阁的格局营建。
天一阁因此而大出其名，尽管上献的书籍大多数没有发还，但在国家级的“百科全书”中，在钦定的藏书楼中，都有了它的生命。我曾看到好些著作文章中称乾隆下令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连堂堂皇家编书都不得不大幅度地动用天一阁的珍藏，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近代，这座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自己新的历险。
先是太平军进攻宁波时当地小偷趁乱拆墙偷书，然后当作废纸论斤卖给造纸作坊。曾有一人高价从作坊买去一批，却又遭大火焚毁。这就成了天一阁此后命运的先兆，它现在遇到的问题已不是让不让某位学者上楼的问题了，竟然是窃贼和偷儿成了它最大的对手。
【我的书评】
社会上总有这种令人恨得牙痒痒的败类，他们或许是汉奸或许是盗贼或许是好吃懒做的寄生虫，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全然不顾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每一天都在践踏着做人的尊严，这种人就是社会的蛀虫，吾等应不屑与之为伍。
【原文】
薛继渭的这次偷窃与太平天国时的那些小偷不同，不仅数量巨大、操作系统，而且最终与上海的书铺挂上了钩。近代都市的书商用这种办法来侵吞一个古老的藏书楼，我总觉得其中蕴涵着某种象征意义。
一架架书橱空了，钱绣芸小姐哀怨地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鱼尾山屋
它们怎么就这样天然地融合在一起了呢？草草地吃过晚餐，再来看，天色已经重了，先退去的是柔和，只剩下侧光下暗森森的雄伟。很快，雄伟也退去了。立即觉得一股寒气压顶而来，便抱肩回到屋里。屋里有炉子，我点上火，看着火焰。发现炉边桌上有蜡烛，我也顺手点上。忽然觉得这屋里不必有电灯，便伸手关了。屋子立即回到古代，暗暗地听任炉火和烛光一抖一抖，反而觉得温暖和安全。但是我又拍着自己的头站起身来，心想这间古代的小屋竟然是在喜马拉雅山脚下，我竟然独自躲在里边沉思和写作！此情此景，连屈原、李白、苏东坡知道了都会瞠目结舌，我是多么奢侈。到窗口看看，什么也看不到。回到桌前坐下，刚想写几句便断然搁笔。我历来相信，身处至美之地很难为文，今夜又是一个证据。既然窗外黑黑，笔下白白，更兼一路劳顿，我很快睡着了。
我头顶的喜马拉雅山，以极端的地理高度给了我一种思维高度。它让我一再移位，设想着它俯视世界的清冷目光。在它的目光里，人类的出现，文明的构成，都是在最近很短时间里发生的小事。它的记忆，无边无涯，绝大多数与人类无关。
我这次首先抵达的希腊文明遗址，从一开始就展现了人类古代文明的至全至美，几乎到了无可企及的高度。巴特农神庙下，我所熟悉的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维纳斯，再加上远处的奥林匹亚，几乎把人类最健全的生命方式铸造完满。能看到这些踪迹已是万幸，谁知，我又拜见了比这一切更早一千多年的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王朝和荷马史诗中的迈锡尼！如果说，古希腊悲剧与中国的老子、孔子同龄，那么，克里特和迈锡尼就与炎帝、黄帝、尧、舜、禹的传说时代连在一起了。不同的是，他们的传说有了那么完整的实证。
古文明最坚挺的物质遗迹，莫过于埃及的金字塔了。金字塔隐藏着千千万万个令人费解的奥秘，却以最通俗、最简明的造型直逼后代的眼睛。这让我们领悟，一切简单都是艰深的；人类古文明，远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埃及文明所依赖的，是那条被沙漠包围的尼罗河。被沙漠包围，看起来像是坏事，却使它有了辽阔的“绝地屏障”，处境相对比较安全，保障了一个个王朝的政治连续性。这与战火频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相比，就安定得多了。但长久的安定也使它越来越保守，并因保守而维持极权。由于极权，它可以集中惊人的力量营造雄伟的建筑，却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因此也不必有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那种《汉穆拉比法典》；由于极权，它负责全体臣民的生活，却不必建立与臣民进行理性沟通的机制，因此也使整个文明不具备足够的可理解性。当时就很难理解，更不必说后来了。在雄伟的极权气氛中不求理解地生存，必然会带来一种自足的乐观，因此，当年尼罗河听到的笑声必然要比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约旦河多得多。而在那些河畔，连歌声都是忧伤的。
埃及文明湮灭的程度相当彻底。不仅卢克索太阳神庙廊柱上那些象形文字早已与世隔绝，人们难于从文本中读解古埃及，而且，更严重的是，由于外族入侵后的长久统治，人们从血缘到信仰都已经很少保留古埃及的脉络。因此，尽管金字塔还会一直矗立下去，但是支撑它的文明基座早就消失在撒哈拉大沙漠的烈日和夜风中，无法寻找。
正是这个地方，拥挤着人类几个特别辉煌的古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密密层层的马蹄，敲击着古代空旷的地球。它们都曾经以为，普天下的命运就维系在自己手上的缰绳间。
这么一片悠久而荣耀的土地，全然被极端主义的冲突闹得精疲力尽、遍地狼藉。这种群体性的极端情绪再与各自的宗教、历史、文化一拌和，冲突立即变成了不可动摇的信仰。大家都拒绝理性，拒绝反思。每一方都被自己绑上了“精神盔甲”，表面上强大而勇敢，实质上狭隘而气闷。更麻烦的是，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人群，是无法照料好生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结果都因生态沦落而失去真正的个体尊严。失去个体尊严的人群，对自己和别人的生命价值评判都很低微。恐怖活动、自杀炸弹、绑架威胁，都可以不假思索乃至兴高采烈地进行。因此，在这片曾经非常神圣的土地上，人们在抬起头来仰望一个个世界级“王者”雄魂的同时，又不得不低下头来俯视一场场不知所云的恶斗，实在不胜唏嘘。
如果要追根溯源，极端主义的产生，也与那些“王者”的跨国远征有关。在古代，不同文明之间的征战，十分残酷。因为彼此都在艳羡、嫉妒和畏怯，一旦征服就必须把对方的文明踪迹全都荡涤干净。例如，曾一再地出现过占领耶路撒冷后纵火毁城，甚至还出现过在占领的土地上撒盐和荆棘种子，使之千年荒芜的事。正是这种文明之间的远征和互毁，灭绝和复仇，埋下了极端主义的种子。于是，文明最集中的地带，成了仇恨最集中的地带。
一路走来，每一块土地都是有表情的。希伯来文明虔诚而充满忧郁，坚韧而缺少空间。它从一开始就受尽苦难，长期被迫流浪在外，处处渗透又处处受掣，永远处于自卫图存的紧张之中。希伯来文明充满智慧，今天的现实生态在中东的各个族群中首屈一指，但这种紧张仍然挥之不去，散落在那么多人的衣冠间、眼神里。在耶路撒冷街边坐下喝咖啡，就能感受到这种紧张弥漫四周。一种文明处于这种状态是非常值得同情的，但它的气象终究不大，或者说，想大也大不了。
按照我的学术标准，阿拉伯文明远远算不上人类的“古文明”。但是，它在公元七世纪之后以一往无前的气魄征服过好几个“古文明”，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巨大的空间体量和严整的礼拜仪式，成为当代世界文明中特别重要的一员。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恩怨情仇，从古代到现代都显得非常严峻。它自身的冲突，也十分激烈。我这一路，从埃及开始，能够完全跳开阿拉伯文明的机会极少，因此对它特别注意。我发觉这是一种沙漠行旅者的强悍生态，与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的本性很不一样，但最终却又融合了其他各种文明。它有能力展开宏伟的场面，投入激烈的战斗，建立辽阔的王国，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全方位的固守和执着。它与其他文明的长久对峙，一定埋藏着一系列误会，但这些误会似乎已经无法全然解除。这是它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
我想，世上研究人类文明史的学者，如果有一部分也像我一样，不满足于文本钻研而寄情于现场感悟，那么，最好能在安全形势有了改善之后，争取到巴比伦故地走一走。那儿的文物古迹已经没有多少保存，但是，即便在那些丘壑草泽边站一站，看着凄艳的夕阳又一次在自己眼前沉入无言的沙漠，再在底格里斯河边想一想《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体会文明荣枯的玄机，也就会有极大的收获。
我在那片土地上想得最多的是，反复的征战，不管是打别人，还是自己被别人打，时间一长，必然会给人们带来对残酷的适应，对是非善恶界限的麻木。祖祖辈辈都缺少有关正常生活的记忆，灾难时时有可能在身边发生，自己完全无法掌控命运，根本无从辨别起因，好像一切都是宿命，因此只能投向宗教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参与者其实都放弃了思考，只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把自己的灾难转嫁并扩大为别人的灾难，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灭绝性的盲目快感。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
我考察了那么多古文明遗址，包括遗址边上的现实生态，心里一直在默默地与中华文明对比。算起来，中华文明成型的时间，在几大古文明中不算早，应该是在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成型的一千多年之后吧，也不比印度文明和克里特文明早多少。但是，在所有的古文明中，至今唯一没有中断和湮灭的，只有中华文明。这个历史事实，以前当然也知道，但是这次把别人家的遗址全都看了一遍，才产生全身心震撼。不是为它们震撼，而是为中华文明。这种震撼中并不包括自豪，更多的只是惊讶。那么漫长的历史，中断和湮灭太正常了，而既不中断也不湮灭，却是异数中的异数，很让人费解。
最直接的感性冲撞，是文字。那些斑斑驳驳地爬在种种遗迹上的古文字，除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能猜一猜外，整体上与后代已经没有关系。但是，世上居然有一种文字，本来也该以苍老的年岁而枯萎了，却至今还能让亿万民众轻松诵读。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什么“三人行，必有我师”，什么“温故而知新”，什么“君子成人之美”……从词语到意涵，都毫无障碍地从两千多年前直接传导到今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没有地域界限地统一传导，这难道还不奇怪吗？
随着文字，很多典章制度、思维方式、伦理规范，也大多一脉相承，避免了解读中断。这与其他古文明一比，就显得更奇怪了。为了解释这一系列的奇怪，我一路上都用对比的眼光，寻找着中华文明既不中断又不湮灭的原因。到今天为止，我的粗浅感受大致如下——
首先，在这喜马拉雅山南麓，我不能不想到中华文化在地理环境上的安全性。除了喜马拉雅山，往北，沿着边境，还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又连接着难以穿越的沙漠，而东边和南边，则是茫茫大海。这种天然的封闭结构，使中华文明在古代避免了与其他几个大文明的恶战。而那些古代大文明，大多是在彼此互侵中先后败亡的。
我曾在几万里奔驰间反复思忖：你看在中国商代，埃及已经远征了西亚；在孔子时代，波斯远征了巴比伦，又远征了埃及；即使到了屈原的时代，希腊的亚历山大还在远征埃及和巴比伦；而且无论是波斯还是希腊，都已抵达印度……总之，在我们这次寻访的辽阔土地上，几大文明古国早已打得昏天黑地，来回穿梭，没有遗落。说有遗落，只有中国。
各大文明之间的征战，既是文明的“他杀”，又是文明的“自杀”。这与同一个文明内部的战争就完全不同了。中国历来内战不少，但内战各方都只想争夺文明的主导权，而不会废除汉字、消灭经典，因此中华文明没有遭受到根本性的伤害。中华文明也受到过周边少数民族的入侵，但它们都算不上世界级的大文明，与中华文明构不成文化意义上的等量级对峙，更不能吞噬中华文明。最后，反倒一一融入了中华文明。
这就牵涉到了文明体量的问题。文明的体量，包括地域体量和精神体量两个方面。中华文明的精神体量，未必高于其他古代大文明，但一定比周边少数民族所承载的文明高得多；中华文明的地域体量，如果把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加起来，比其他古文明的地域体量总和还要大很多倍。也正因为这样，它在相对封闭的情况下没有陷于枯窘，还经常在域内进行大迁徙、大移民，躲过了很多毁灭性的灾难。
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经历，造成不同的性格。多少年的跨国互侵，一次次的集体被逐，无止境的荒漠流浪，必然使相关的人民信奉征服哲学，推崇死士人格，偏向极端主义。相反，中华文明由于没有被其他大文明征服的危险，也缺少跨国远征的可能，久而久之，也就满足于固守脚下热土而不尚远行的农耕生态。国土里边的内战又总是按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循环论指向着王道大一统，时间一长也就铸造了一种集体性格，保守达观、中庸之道、忠孝两全。中国历史上也多次出现过极端主义暴民肆虐的时期，但都不长，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极端主义，因此没有对中华文明造成严重灼伤。
说到宗教极端主义，就遇到了宗教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我以后还要认真地作专题考察，但这次一路对比，已经强烈感受到中国在这方面的特殊性。不错，中华文明缺少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这是一种遗憾，尤其对于哲学和艺术更是如此，但对于整体而言，却未必全是坏事。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平衡、适度、普及，很少被神秘主义所裹卷。中国先哲的理论，哪怕是最艰深的老子，也并不神秘。在中国生根的各大宗教，也大多走向了人间化、生命化。因此，中华文明在多数时间内与平民理性相依相融，很难因神秘而无助，因超验而失控。
宗教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走向伟大。但是，当宗教走向极端主义，又会让一个文明在较短时间内蒙上杀伐的阴云。中华文明未曾在整体上享用前一种伟大，也未曾在整体上蒙上后一种阴云。它既然失去了连接天国的森严的宗教精神结构，那么，也就建立起了连接朝廷的森严的社会伦理结构。以儒家理性和法家权术为主导的有序管理，两千多年来一以贯之。这中间，又奇迹般地找到了一千余年不间断地选拔大量管理人才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科举制度。由于科举考试总是以中华文明的精髓为核心，使得文化传承因为有无数书生的生命滋养而生生不息。因此，仅仅一个科举制度，就使社会管理的延续和文化体制的延续齐头并进。
【我的书评】
这篇文章虽然是第一次见到但读来却非常熟悉，那是因为文中所提到的问题，你和我都在很早之前产生过相同的疑问，只是我们没有那种文化底蕴和深入探究的精神，只是将这个问题沉淀在脑海里而已，今日读到此文，就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那个问题再次浮现在了我们眼前，并且这次它还找到了它应用的答案，这答案还是如此的完满，让人不由得惊叹也许我们冥思苦想不可得的文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早已有哲人用自己的大笔书写在纸张中，只等着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被我们阅读到，然后深深地为之感动和追迷。古往今来，那么多经典的书籍，正安静地呆在角落里等待着你去翻开，如期故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