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愣头青
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生不逢时。
咸丰帝上任初期,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
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
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后期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当场驳回。
经过几个月思考,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上才行。
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从此之后,小心眼的咸丰就不断给曾国藩小鞋穿。咸丰皇帝是一个特别爱记仇的人,所以他后来把这个事记了一辈子。
曾国藩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官场上的异类。得罪不仅得罪了皇帝也得罪了同僚。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湘军崛起
赴任江西遭遇家庭变故,母亲,江太夫人去世了。就在曾国藩决心息影山林的时候,朝廷却又想起他来了。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湖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命各地在籍官员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
好友郭嵩焘劝他说:“公素具澄清之志,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