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今天给学生讲到一个问题。
学生在学习课文的时候，了解作者，总会碰到对这个作者盖棺定论式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大都是以这个“家”或那个“家”的形式出现的。例如柳宗元是思想家、文学家，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之类的。在学生的理解中，只要这个人从事过政治，那么就给他一个“政治家”的名号；只要这个人有文章传世，那么就给他一个“文学家”的名号。这样做的结果，一旦学生想到某一个人，就把他肢解开来，似乎这个人一身是被分为几个部分的，似乎这个人只是一个平板的概念，似乎这个人一生就这些东西。
对于外国的名人大概可以这么评论，因为外国的这些名人都是把某一方面当作他一生的追求的，他在这一方面有了成就了，也就“成名成家”了；对于现代的中国人，似乎也可以这么说，因为随着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人们不可能再像古人那样做一个“通家”，而是只能将有限的生命与精力放在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而且现代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也注重于这个人在若干方面的成就。
但这些概念放在中国古人身上就不合适，如果他们地下有知，听到我们将各种各样的名号强加在他头上，那是灵魂也得不到安宁的，那是你用再多的祭品也难以博得他的高兴的。
从孔子开始，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君子不器”，意思就是说君子不是一个器物，进一步引申，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他不是一个专门家，他不考虑用什么谋生的问题，他的任务是以天下为己任，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不是一心用在哪一门专门的学问或技艺上。如果哪个人这样做，那就是用错了心思，成了一个“器”，是被人看不起的。
所以，当孔子的学生樊迟请教“学稼”时，有这么一段：“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大概想做一个像袁隆平那样的人，但孔子就很不高兴，一向恭敬好礼的他居然在樊迟离开后还背后骂他是个“小人”，这里的“小人”毫无疑问就是现代意义上的专门家。
所以，当达巷党人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知名”时，孔子听说了，对他的弟子们说：“我能依靠什么？依靠驾车吗？依靠射箭吗？我还是依靠驾车吧。” 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才能技艺，是古代知识分子所必备的，孔子在这些方面都比较擅长，但他并没有把这作为可以“成名成家”的本事，因为在他的理解中，一旦这样做，就沦为“器”了。他的话不无调侃自嘲的意味，意思是说，这些都不是他所追求的，也不是他想赖以成名的。
后世的知识阶层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可以以某种本事立身于世，可以以某种本事扬名当代，但他们的最高理想却不在这里，而是仍然在“兼济天下”上，仍然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上，即便像韩愈所说的“术业有专攻”，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特长，而不是将它当作一生的事业。如果有人将他在某一方面的才能当作他的最高目标时，他会自认为堕落的。
这样，为了方便了解一个人，我们勉强可以称其为这个“家”那个“家”，但我们应该知道，这是以后人的标准来衡量古人的，我们应该知道古人并没有这些概念，我们应该知道古人追求的就是似乎什么也不会又似乎什么也会的“通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