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妄为之举

水淹寿阳城：梁武帝的
妄为之举

☆ 楚仁君

“箭羽枪缨三百万，踏满西海生尘埃”，唐代诗人温庭筠这首描写水战的诗句，仿佛在人们眼前展观出一幅古代两军对垒时千帆竞发、九攻九距的激烈水战场景。水战，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的一种重要形式，《孙子兵法·火攻篇》中就有“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的论述，《三国演义》里亦有“吾水战，步战，马战，车战，各尽其妙”的描述。水，作为一种特殊的武器运用于战争，可以以水为形，暗藏其影，以水为阵，引水为兵，在古代战争中特别是冷兵器时代，其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觑，功莫大焉。
“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水攻是古代战争中最强的战法，被誉为“惊涛骇浪上的艺术”。正是慑于水战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的强大威力，自春秋战国时期兴起以来，被历代兵家和对阵双方屡屡运用于实战之中，其中不乏用水攻胜的战例，最著名的有三国时孙刘联军对曹操的赤壁之战、东晋对前秦的淝水之战、南宋对金的黄天荡之战、元末朱元璋对陈友谅的鄱阳湖之战，等等。古代许多有名的水战出奇制胜，势如利刃，不仅决定了一场战争的胜败输赢，甚至还影响和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譬如淝水之战中，拥有绝对优势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国家也因此衰败，而东晋则乘势北伐，把边界线推进到黄河以南，使百姓从此过上不受外敌侵优的安稳日子。
《道德经》中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战兵法，是古人运筹帷幄的智慧精髓，也是决胜千里的渊谋远略，运用得当则攻守兼备，后发制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和制胜权；若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将“水”这种善利万物的物质，使用到危害社会、杀戮百姓等方面，那么他将天遣人怒，罪不容诛。1500年前的梁武帝萧洐，就是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罪孽深重的人，他将水战兵法用错了地方，企图用水实现自己称霸一方、争夺天下的雄心，不仅没有夺回被北魏占据的寿阳城（今安徽寿县），却使数十万无辜百姓命丧黄泉，酿成了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人间浩劫。

局势：梁魏交锋

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是个南北分裂、群雄争霸的混战年代。到了梁初，南北争夺地点已经转移到淮河流域，以淮水、大别山、秦岭为界，主要争夺据点为汉中、襄樊、义阳三关（义阳即今河南信阳，三关即黄岘关、平靖关，武阳关）和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临淮关）。南朝宋末失掉淮北，宋失去制衡北魏的大将，北魏乘势进攻南阳（今河南南阳），战线由淮北转向淮南。
齐梁争夺天下时，公元501年3月，萧衍发兵攻打南齐殇帝东昏侯萧宝卷，取建康（今江苏南京），杀萧宝卷，并拥立南康王萧宝融于502年接入建康。同年，萧宝融封萧衍为梁王。不久，萧衍以萧宝融名义杀害湘东王萧宝眰兄弟，后来又杀掉齐明帝其他的儿子，同时逼迫萧宝融禅位，南齐到此灭亡。萧衍即位后建立了梁朝，封萧宝融为巴陵王，并建立宫室供其居住。此后不久，萧宝融也被萧衍逼迫自杀。彼时，萧衍雄踞南方。
因当时南方陷于混乱，北魏乘机向南扩张。齐永元三年（500年)，齐将裴叔业在寿阳降魏，魏在淮南有了重要战略据点，严重地威胁着南朝对淮南的控制。
梁天监三年(504年)，魏中山王元英等挥军三路攻梁，攻陷大别山要塞义阳三关。此后，南北争夺的焦点集中于淮南东线。梁天监五年(506年)，梁武帝萧衍任命其弟临川王萧宏为都督，率诸将北伐。当时梁军“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梁书卷二十二·临川王萧宏传》)。
起初，梁军所到之处，淮南诸城相继收复。当梁军进至洛口(洛河入淮处)时，北魏派中山王元英、大将邢蛮统军还击，梁军所克城市得而复失，梁军诸将正准备进一步进攻寿阳，竭力反对临敌退缩。主帅萧宏听到魏军南下，一时慌了手脚，抛弃士卒以数骑逃走，部队失去统领，结果5万大军皆做鸟兽散。魏军乘胜追击，不仅虏获梁军全部军资，而且乘胜包围了淮南重镇钟离。钟离守将昌义之就以3千兵卒对付敌军10万之众，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终于在援军配合下绝地反击，大败魏军，取得了自宋初以来对北方的一次重大胜利，就此稳定了淮南形势。

毒招：“堰淮”计略

当时的寿阳，是淮南与荆州、襄阳间的咽喉之地，为北魏所占据，并为扬州郡治所在地，有重兵驻守。寿阳城四周的城墙足有3丈多高（约9米），墙外护城河也有3丈多宽、1丈多深，城池坚固，易守难攻，梁军围城屡攻不克，每次攻城时将卒死伤无数。梁武帝萧衍为此整日愁眉不展，长吁短叹。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寿阳城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地势较低，她位于淮河与淝水的交汇处，一直以来常被水淹，是个名实相副的“水包子”。梁天监十二年（513年），淮河大水，寿阳城为水所淹，漂没庐舍。根据寿阳城地势低洼、易被水淹的特点，魏降人王足（原魏镇西将军邢蛮部下统军）向梁主萧衍献策，建议在荆山峡或浮山峡处筑堰，拦壅淮水，以倒灌寿阳城。一旦城被水围困，自然不攻自破，并且还可淹掉魏所控制下的淮北大片土地，形成军事隔离区。梁武帝萧衍一听大喜过望，非常赞赏这一以水代兵的战术，心中暗自高兴，真乃天助我也。

长江三峡，驰名中外；淮河中下游也有小三峡，即今安徽凤台硖山峡、怀远荆山峡和明光浮山峡。为了筑堰，梁武帝萧衍委派水官陈承伯、材官祖恒两位将军安排实施。当时，荆山(今安徽怀远县城西南角)处在两军对峙最前沿，而且淮北地势较低，水位抬不高，不便筑堰，只好选在浮山峡筑堰。浮山峡北峰山海拔82米，南岸紫阳山海拔111米，两峰相距10里，是控扼淮河中游水系的天然咽喉，从空间上说确有筑堰的地理条件。《水经注·淮水》中记载“淮水又东迳浮山，山北对巉山”，是淮河三峡中最宽的一峡。但陈、祖两人实地勘察后，仍旧觉得筑堰方案不可行，禀报说“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他们认为，硬要筑堰是“逆天地之性”，是劳民伤财之举，且合拢无期，于是力劝萧衍放弃“堰淮”筑坝计划。梁武帝萧衍一听勃然大怒，忿然作色曰：“滴水可成墒，锹土可成山，自古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说，岂有筑不成坝的道理，分明是二位存有异心。”
萧衍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往刺棵里钻。为表筑坝决心，杜绝他人再提反对意见，即令左右卫兵将陈、祖二位将军五花大绑，推出去斩首示众。因萧衍求胜心切，不纳忠言，强令集众开工筑坝。他命太子右卫康绚任总指挥，权督淮上诸军事，监督建堰。此次筑堰，为南朝梁廷特别浩大的工程，南起浮山，北抵巉山（潼河山），两岸同时进行，依岸培土，合脊中流。筑堰役夫需20万之众，兵士不足，便取派民夫，每20户令出5丁，并力合作。自天监十三年(514年)仲冬开工，至天监十四年(515年)孟夏，草草告成。不料一宵风雨，水势猛涨，汹涌澎湃，竟将万千兵民辛苦筑成的堤堰冲毁殆尽。
浮山堰选址在峡口处，堰底河床为沙土，水流湍急，障碍和困苦难以想象。有朝臣提出“淮岸聚沙，地质未固，恐难成功”之议，梁武帝萧衍不以为然，置若罔闻，仍然不肯终止这项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的“堰淮”计划。这时有人主观认为，堰坝合龙又被冲垮，是水中蛟龙作祟，而龙怕铁器。萧衍遂下令广搜铁器，大至铁锅，小至铁锹，共征数千万斤铁件沉入水中，但堰仍难合。于是，再遍伐树木制成木柜，中填巨石泥土，下沉固坝。当时沿淮百里之内，木无巨细，石无大小，皆被取尽。军民日夜肩挑背负，皮溃肉烂，苦不堪言。盛夏瘟疫流行，尸骸相藉，隆冬严寒相逼，士卒民夫死者十之七八。《梁书卷十八·康绚传》中云：“夏日疾疫气，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当时冬季天气非常寒冷，淮、泗尽冻，朔风凛冽，劳工们手足俱僵。天公也故意捣乱，雨雪连宵，仅梁天监十四年一年中，因筑浮山堰累死、饿死、病死、冻死者达10万之众。筑堰兵民异常劳役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恶果：堰坏戮民

浮山堰历时三载，于天监十五年（516年）四月完工，筑成的堰坝高20丈（约合66米)，顶宽45丈，底宽140丈，长约9里，总蓄水量达100亿立方米以上，相当于现在寿县100个安丰塘的总蓄水量。堰旁曾开有两条溢洪道，堰坝抬高了水位，在上游形成巨大水库。堤上植杞柳，间建军垒，日夜守护。浮山堰筑成后，淹没了浮山以上淮河沿岸的大片土地，距此400里以外的寿阳城也被水围困，壅水泛区及堰坝上游民庐田禾难民哭声震天，尸骨遍野，百姓因此遭受的灾难可想而知。《梁书卷十八·康绚传》中记载：“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魏寿阳城戍稍顿于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陇，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上。”
当时的浮山堰，堰顶距水面仅5尺(约1.7米)，边坡也较陡，危险性很大。时任浮山堰工程总指挥的康绚也意识到这一隐患，并在堰顶、下游又筑了子堰。有人劝康绚开挖排水沟，“则游波宽缓，堰不得坏”。他先在堰北端开沟，因离堰太近，觉得不安全，又北移6里向东开挖了一条排水沟。因仍觉不足，则向魏人诈言：“梁人所惧开渊，不畏野。”魏将杨大眼、萧宝寅正患水涨，遂凿山深5丈，向北开挖一条“引注淮泽”的沟渠。但两条沟渠仍难济事，回水不断上涨，淹地数百里。包括现江苏的泗洪，安徽的五河、泗县、灵壁、固镇、凤阳、蚌埠、怀远、凤台、淮南、寿县、颍上、霍邱等县的大部和局部，均沦为一片汪洋泽国，积水面积达6700平方公里，相当于寿县现在2个还多的国土面积。
浮山堰所在的浮山峡河床海拔高度13-19.5米，而上游的寿阳城则达23-25米，两者地势相差6-10米。要想让淮水淹没寿阳城，必须抬高水位，让淮水倒灌。而浮山堰的兴建，确实抬高了淮河水位，浮山堰与寿阳城之间形成了几十米的落差，理论上说可以实现水淹寿阳城的目的。但是，出乎梁武帝萧衍意料的是，寿阳城并未像他所希望和预料的那样遭受灭顶之灾，依然像巨人一样巍然耸立在淮河南岸。原来在淮水上涨时，魏军和城内百姓早已撤出，水淹的只是一座空城，魏军毫发未伤，并无多大损失，寿阳城仍牢牢掌握在魏军手中。当时，镇守寿阳的北魏扬州刺史李崇对梁人的“堰淮”诡计已有所觉察，未雨绸缪，及早进行了防范。随着淮水不断上涨，寿阳城处于淮水的巨大威胁之中，李崇下令撤出魏军，又逐步将城内居民疏散于八公山上，同时又采取了一些对付梁人水攻的对策。据《魏书卷六十六 列传第五十四》中记载：“衍（梁武帝萧衍）淮堰（浮山堰）未破，水势日增。崇（李崇）乃于硖石戊间编舟为桥，北更立船楼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篱，至两岸，蕃板装治，四箱解合，贼至举用，不战解下。又于楼船之北，连覆大船，东西竟水，防贼火栰（古代水战中用以驰近并能焚毁敌方战船的着火的木筏）。又于八公山之东南，更起一城，以备大水，州人号曰魏昌城。”可谓镇定自若，应对自如，全然一副稳如泰山你奈我何的加势。
梁武帝萧衍借“堰淮”夺回寿阳城的计划落空了，而他寄予无限希望的浮山堰最终却成了屠杀平民百姓的罪恶工具。浮山堰筑成后，康绚被调回，护堰职责交由徐州刺史张豹子担当。张豹子原来就对萧衍筑堰一事心存不满，这次派他镇守浮山堰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出人不出心，人到力未到，消极怠工，吊儿郎当，全然不把当朝皇帝苦心孤诣经营的浮山堰放在心上。加上淮河汛期，水位暴涨，守堰兵将疏于防护，浮山堰于天监十五年（516年）九月被滔滔淮水冲垮，酿成惨无人道的泼天大祸。据《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梁纪四》中记载：“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高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浮山堰溃破后，几十米的淮水从天而降，一路滔滔，淹没农田万顷，灾害由上游瞬间转移到下游，一时间浮山堰以下的江苏泗洪等地洪水滔天，一泻千里，所到之处，一切生灵皆化作乌有。
浮山堰对于梁人来说是水花镜月，空中楼阁，不仅没有夺回寿阳城，反而损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军队几乎被拖垮，国力空虚，民怨沸腾，真可谓“偷鸡不成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以珠弹雀，得不偿失。一堰之筑，劳师动众，死了数十万军民，耗费50万两银两，这些情况无人敢上报梁武帝萧衍，或许他有所耳闻，但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装聋作哑。浮山堰名义上是土石大坝，实际上是用劳动人民的血肉浇铸而成的！

警示：明镜高悬

千百年来，梁武帝“堰淮”水淹寿阳城一事，历来被后人所诟病和谴责。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淮水》中就对此事提出过批评：“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矣。”北宋文学家秦观曾作《浮山堰赋》：“粤萧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争衡，信降虏之诡计兮，阻汤汤而倒征。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运徒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亿年。背自然以开凿兮，固神禹之所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衍的“堰淮”水淹寿阳城之举，不是为了解民于倒悬，而仅是为与北魏“争衡”抢夺寿阳城。萧衍也正是为了这一个人私利和罪恶目的，才乐意采信降虏小人王足“堰淮”水淹寿阳阳城之诡计的。一代伟人毛泽东读史总结历代治乱的经验时，借古鉴今，思虑精深，其中读《南史·梁高祖本末》一段曾批注：“专听任奸，独性成乱，梁武有焉。”批评梁武帝萧衍耳朵根子有毛病，偏听偏信；在《梁书·贺琛传》的批语中，进一步加重了对萧衍的责难，说他“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萧衍违背自然、违背科学修筑的浮山堰，为天下奇事，闻所未闻，其典型之处在于，它以进攻北魏的敌人开始，最后却以损人害己而告终。因其造成的影响巨大，所以史料典籍中记载的最为详细，也为我们后世研究这段历史，了解当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和重要资料。纵观梁武帝萧衍“堰淮”水淹寿阳城这一事件，完全是萧衍独断专行、利欲熏心的妄为之举。萧衍佞佛拒谏，晚节不保，竟让一个反复无常的无耻小人王足得售其奸，人家指鹿为马他也信以为直。萧衍逆天而行，殃及百姓，“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害人终害己，最后在“侯景之乱”中被活活饿死在台城，也算是上天对他的惩罚与报应。萧衍自作聪明，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意志硬生生地将汤汤长淮拦腰截断，让淮水倒灌寿阳城，以达到夺取寿阳城的私利和目的，最终却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只是给无辜百姓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载敬堂集·民说》曰：“为而利民，谓之惠为、荣为；为而妨民，谓之妄为、鄙为。”梁武帝萧衍“堰淮”水淹寿阳城，正是其逞强称能、肆虐逞威的妄为之举。
人类从茹毛饮血的时代，繁衍发展到了食物链的顶端。然而，狂妄自大的人类似乎并不知足，竟妄图征服天地，唯我独尊。以秦二世和梁武帝为代表的封建帝王，以为皇权就是天权，视生命如草芥，尊一己为至圣，暴厉恣睢，逆天而动。当一个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哪怕他是帝王，又有谁能长久立自于天地之间呢？梁武帝萧衍最终也未能逃脱“饿死台城，国亦寻灭”的命运。正如清末民初蔡东藩在《南北史演义》中所言：“仁者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犹且不为，况丧民无数，以邻为壑，必欲争此一城，果何为者？”
老子说：“道法自然。”《淮南子·原道训》中也说：“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固其自然而推之。”这里说的“道”，就是自然规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谁能掌握这个规律，按这个规律办事，谁就顺应了“道”，就能做成事。反之，谁违背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谁就要受到惩罚。这，就是梁武帝萧衍“堰淮”水淹寿阳城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留下的最大警示。

作者简介

楚仁君，安徽寿县人，文化工作者，安徽省作家协会、安徽省摄影家协会、安徽省散文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