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按“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创作(读书)

汪曾祺按“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创作
☆ 方成龙

汪曾祺是现代文坛上响当当人物。他1997年离世至今二十多年来,作品却被更广泛的认知传阅,被不停的出版翻印,被无尽的探讨评议,超过生前的活络,这在文坛上是少有的“奇葩”。
他的作品为什么倍受推崇呢?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12卷本《汪曾祺全集》第9册第33页一段话,或许能说明其中的缘由。他在“赵坚同志的《磨刀》和《检查站上》”一文中写道:“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写出来的作品,是好的。只有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写出来的作品会产生新鲜的,真正的风格。”他的这篇文章本是评说赵坚同志作品的,但其内在,我认为也是讲他自身对创作的感悟理解,对创作的遵循追寻。透过汪曾祺先生的作品,就可感受他是扎扎实实“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去创造作品的,去对待读者的。
写自身经历的生活,是他作品的底色。他的小说《大淖记事》《故里三陈》《卖眼镜的宝应人》等一系列家乡风情作品,都是写自己经历过的,或参与或眼观或听说等,有些还可以归类为是一种生活纪实文学。他的散文《西南联合大学》《跑报警》《名优逸事》等更是以亲身经历人事为主线,抒怀言情,知趣谈乐。生活是艺术家创作的根据地,作品来自于生活,反映生活,满满生活气息,才接地气,才有滋味,也才能立得住。汪曾祺先生说:“只要他对生活、对写作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会走得很稳当的。”(《汪曾祺全集》348页)。汪曾祺先生按照“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创造,去写经历的生活,是他作品的底色,也是他作品历久弥香的本源。

写出生活样子的作品,是他作品的特色。生活是什么样子?是五彩斑斓的,是酸辣苦甜的,是符合人性生存需求法则的。汪曾祺先生作品中的人物之所以耐看,甚至可以找到原型,就是符合生活的常理,有生活的样子。小说《受戒》里的明海与小英子两个少年,在鸟无人烟的芦苇荡,要不是“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这样的结尾,就不符合人的天性,也不是生活的样子,作品的意境就会大打折扣。小说《陈小手》,最后以“团长觉得怪委屈”“我的女人,怎么能让他摸来摸去”,一枪毙了给他媳妇接生的陈小手,以这样的情节结尾,反映了那个年代的乱世豪夺,符合陈小手底层人的苦惨命运,也符合那个年代“团长”的秉性,符合时代状态,应是“生活的样子”。他在《生活▪思想▪技巧》一文中曾说:“我要写熟悉的感受深的生活。”,其“熟悉的感受深的生活”,我想就应是从平凡生活中挖掘出符合生活常理的意义,也是他所追求作品“生活本身的辩证法”的独特之处。
带着情感写生活,是他作品的气色。文学作品是取材于来自于生活,但不是生活的“照相”复制,而应超越于生活,这是文学的“王道”与“灵魂”,这就需要作家要带着感情去挖掘生活,体味生活,情感爱憎融入作品中,从而使作品符合生活辩证法。汪曾祺小说名篇《大淖记事》,结尾是这样写的:
“她(巧云)从一个姑娘变成了一个很能干的小媳妇。
十一子的伤会好么?
会。
当然会!”
从这简洁而又朴实的语句以及结构中,可以看出汪曾祺先生已把感情融入其中,对平凡人的同情、钦佩、希冀与颂扬跃然纸上,是充满着感情去抒写生活的一页。汪曾祺在《要有益于世道人心》一文中说:“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真实的东西,人的美、人的诗意告诉别人,使人们的心得到滋润,从而提高对生活的信念。”他的这种认知也决定了他在创作中的感情使然,更决定了他笔力所至的意境气色。
生活是人世间最基本的形态,也是艺术家创作的源头与归宿。汪曾祺先生出生于1920年,乱世中19岁入西南联合大学求学,清淡文人,笔墨一生,坚守按“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去创作,以至才有《大淖记事》《羊舍一夕》《故乡的野菜》等传世佳作,才有“百年曾祺,歌声正酣”的气象,而他所倡导并践行的“按‘生活本身的辩证法’去创作”,不就是今天的艺术家所需真诚对待并求实落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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