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

很多中国人是不愿意走出去的，除了温州和潮汕人，他们也主要是宗族关系和生意意识。我想说走出去，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不是中国人提出来的。

“尽管中华文明有很多重要的成就都以“四大”“五大”等命名，如四大美人、四大古典小说、四书五经，四大发明的概念却来源于西方学者，并在之后被中国人接受。

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

1620年，英国哲学家培根也曾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

而后，在1861～186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将这些发明的意义推到了一个高峰，马克思在《机械、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中写道：“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恩格斯则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现在已经毫无疑义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

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

来华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最先在上述三大发明中加入造纸术，他在比较日本和中国时指出“我们必须永远记住，他们（指日本）没有如同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种卓越的发明。这个发明清单被后来的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李约瑟发扬光大。”

所以四大发明还是外国人帮我们总结的。如果我们能早点把中国好的东西介绍出去，或者向世界展示中国，至少是我们得到世界的理解和认同的第一步。

如果四大发明是因为我们清朝的闭关锁国，后来军阀混战的情况造成的，那现在我们好像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走出去是有风险和成本的，我们出来看，如果只是为了美景，和休闲，让你可能首先想的是：要是在这里生活多好啊。可是很多日本人想的确是：这个东西这么好，我可不可以在日本做。新加坡当地导游告诉我们，日本旅游团就好接了，因为他们不赶景点，经常有日本人看到一个花圃很好看，就呆一下在那里，弄清楚是什么植物，各自的生长特性。而中国人就是这里拍完，那里拍。各种拍照，拍完就走，也没有问题。

走出去成本是时间和金钱，但中国人可能担心的还是风险。万一外国人不理解怎么办？甚至担心外国人太理解我们了，那我们还是违背了老祖宗的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只有走出去了，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还是要知彼啊。

只有走出去，才能发现自我，才能了解他人。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没有叫我们不去了解别人。至少中国一段时间是集体无意识的，从洋鬼子到老外，中国人并没有真正想去了解地球上的其他人。

而相反的，欧洲人是经常来往的，走出去的。不但是地理的原因，他们就是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去看看。美国人也是到处走的。Gap year变成了一种机制和传统了。日本和韩国就喜欢到比较好的地方学习，谁好就向谁学。

我们呢？

走出去是第一步，但动机不一样产生的结果也完全不一样。你走出去消费，是去享受，还是出去学习，是去提高的呢？

走出去、走回来，是希望这段经历和见识能给你带来什么？单纯去旅行是不可能有这种理解的。只有和当地人在一起才会有文化，风俗，知识和见解的提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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