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一）
有一天，和发小很久不见了，约着一起吃饭。那是一家涮肉店，当天店里就我们一桌，很清静。几个人吃的开心，还喝了小酒。临走时发小把手机充电器落店里了。
那家涮羊肉店离我家比较近。刚回到家，发小就打电话，请我在适当的时候，到店里把他的充电器拿回来。我说麻毬烦，你个守财奴就不能再买一个？发小说那个好用，充电快。并再三说是黑色的，别拿错了。
改天出门，顺道就去了那家涮肉店，进门对老板说了来意。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胖子，他皱着眉：得是落这儿了，你确定？我说是，前天在你这儿吃饭的。你不记得我了？老板看看我说：店里人多成怂了，我咋能记住？
他这话没错。可是那天店里就我们这一桌，老板还热情帮我们换了大桌子，我还管他要了一个打火机点烟，并特意强调把打火机钱算进账单里，他不该没印象的。
在我的坚持下，老板不情愿地喊他的伙计：你去柜台里看看，有没有客人留下的充电器？
伙计应声而去。这个伙计我也面熟，那天吃饭就是他在招呼，模样憨憨的，手脚笨笨的，不太聪明的样子，后来发现有些弱智。当时老板就说：窝奏是个瓜皮，怂都干不了。
伙计在柜台里翻腾了一会儿，举着个白色充电器过来——这明显不是我发小的。可还没等我开口，老板突然飞起一脚，就把伙计踹倒了。老板开口就骂：你妈滴个P，你狗日滴好好看看，这是额滴充电器，你个混眼子额日你妈！
他一边骂着，一边又要踢倒在地上的伙计。那可怜的伙计吓得抱着头，惊恐地看着老板，那眼神，既可怜又无助。
我腾地就火了，冲着老板：你得是有病呢？你再踢他一下试活一下？
老板没想到我会生气，愣住了。我指着他鼻子说：来来来，你再打，再打一下试试！驴怂开个P烂店都不知道你是谁了？当个小老板就随便打人，谁给你的胆子？这充电器我可以不要，你啥毛病手潮滴很！
老板吓住了，不再说话。这时候伙计慢慢站起来，我说：麻烦你再去看一下，是个黑颜色的充电器。
伙计看了看老板，得到明确授意后又去了柜台，没多久拿着我发小的充电器回来。我道了谢，然后对老板说：今儿就算了。今后你要是再打他，我给执法局、民政局打电话，请他们调查你虐待残疾人信不信？
老板木木地说：对不起，我不打了。
走出店门我长长出了一口气，心里憋屈的难受。好好的心情，让这混蛋老板彻底破坏了。
（二）
几年前的一天，我带着一位年轻女下属去某酒店参加项目评介会。把车在停车场放妥当了，我俩走向酒店大门，边走边聊闲话。
那天，女下属穿得很漂亮，心情也很好，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路边坐个一个流浪汉。他穿着脏兮兮的破烂衣服，头发长到披肩，脸也很久没洗了，黑一块白一块。流浪汉看见了风姿绰约的女下属，睁大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她。
女下属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她鄙夷而恨恨地看了一眼流浪汉，然后说：这个人真讨厌！
我说，他怎么讨厌了？
女下属：他一点礼貌都没有，盯着人看。太恶心了简直。
我说：你穿的那么好，打扮得那么漂亮。不就是为了引人注目让人看的吗？怎么有人看了你反而不高兴了？难道就因为他是个流浪汉？
女下属大约没想到我会这样说，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个流浪汉看你，你生气了。要是一个帅哥富二代，比如吴彦祖、王思聪盯着你看，你是不是就高兴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行？
女下属低着头不说话。我意犹未尽，继续批评她：什么时候你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要看人下菜了。吴彦祖是人，流浪汉不是人？如果连流浪汉都不正眼看你，你会是什么心情？
女下属惴惴不安地看着我。我拉开酒店的门，请她先走：不说了，开会去吧。
中午，会议结束了。下楼时女下属在电梯里对我说：孙总，早晨是我错了。
我说：你晓得就好。
（三）
在我少年时，邻居住着一位马叔叔。他口袋里永远有两包烟，一包便宜的“金丝猴”，一包很贵的“牡丹”。马叔叔见了领导，就掏出牡丹烟敬人家，看见工友，就拿出金丝猴给对方。为这事，我老爹不止一次嘲笑他。马叔叔也不生气，转天该咋还是咋。我老爹说：人嘛，活那么累干啥？
问题是人就活的那么累。刚工作时，我在西影厂区后面的创作楼办公，每天要从厂门口走长长一段上坡路，才能走到文学部。那栋楼除了文学部，还有艺术办公室，资料室和导演室，西影大大小小的导演都要在坡路上走来走去。那时我的第一个剧本《滴血黄昏》刚被拍成电影，那年我才二十六岁。西影很多人觉得我将是冉冉升起的编剧新星，所以大大小小的导演副导演，看见我脸都笑成一朵花。
然后我就出事情了。年轻气盛的我，在一个剧组当副导演时，闯了祸。再爬坡到文学部上班时，大大小小的导演们，笑脸都不见了。面对面走过去，我跟人家打招呼，人家都不理不睬。更有甚者远远看见我走过来，人家就立刻走到马路对面，避免和我迎面擦肩，仿佛我是瘟神一样，唯恐避之不及。
为此我很苦恼。厂办主任刘燕萍大姐就宽慰我，她说：小孙你别在意这个，别管人家是冷脸还是热脸。你就好好写剧本，拿作品说话。大姐看好你的才华，你要努力让他们不得不正视你，不得不尊重你。
于是我就回文学部写剧本去了，半年后我的第二个剧本《飞跃绝境》开机。一年后，我的第三个剧本《残酷的夏日》投拍，再过一年，我的第四个电影剧本《步入辉煌》获了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唯一的一等奖。广电部不仅奖励了三万块奖金给我个人，还给了西影一百万元的拍片资助。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百万元是吓人的数字，要知道拍《红高粱》也不过花了一百来万。
导演们看见我都笑了。年轻导演是热情地笑，年长导演是慈祥地笑。等到我的剧本《背靠背，脸对脸》被黄建新导演拍成电影并且获了金鸡奖后，创作楼里的男男女女看见我，脸都笑成一朵大红花。
再后来，我做了分管电影创作的副厂长，唉呀妈呀，全厂上下，都是笑脸——起码当着我的面都是笑脸。而且出现了葵花朵朵向太阳的大好局面。
（四）
人，就是这么势利。不仅仅别人如此，我也一样不能免俗。
有一次我受邀参加一个典礼。坐上主席台我才发现，主席台的主位居然坐着一位处级领导干部，而且台上几个处级干部都坐在中间，而我还是副厅级干部呢，竟然坐在最靠边最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于是我就很不高兴——不是一般的不高兴，是相当的不高兴。我不高兴到主持人请我发表演讲，我冷冷地说：各位领导讲得都很到位了，我没什么要说的。
典礼结束，我一肚子气悻悻然离场，走到停车场打开车门时，我突然若有所思。我问我自己：为什么要生气？
为什么要生气？就因为主办方没有把我放在重要的位置就坐吗？即便人家安排我坐主席台中央，能说明什么证明什么？典礼结束了难道我还不下来了？
再说了，主办方安排那些处级干部坐中间，一定有主办方的理由。我是来给人家站台捧场的，不是来显摆自己的。人家邀请我，就已经很看重很尊敬我了，人心不足蛇吞象，我还要怎么样？
这样一想，我就觉得很惭愧。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了。
我本是工人的孩子，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草根。就因为工作有一点成绩，担任了一定的职务，就习惯了被关注，习惯了听奉承话，习惯了唯我独尊。我以为我是谁？
这样下去，我打算走到哪里去？什么地方才能搁下我这颗自命不凡的心？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肤浅，如此的轻薄可笑，如此的令人讨厌。
夫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活在一个狗眼看人低的环境里，假如自己不时刻审视自己，约束自己，迟早有一天，慧眼也要变狗眼。
王阳明又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贼。破了它，就能完善自我，做一个纯粹的人。
我要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活着的每一天，都要时时刻刻告诫自己完善自己。这样等我有一天离去，后人会在我的墓碑上放一束鲜花，而不是吐一口痰。
为了这束花，我要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