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可以放弃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和金钱
也可以为孩子牺牲性命
但对于我自己
我是怎么也不会放弃的
我想我已经把自己的观点说得非常清楚
这是我最近认识到
并不断在我生活中发生作用的东西
— — 凯特 · 肖邦
30岁，对于女性来说，好像是道坎。在那些所谓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的外人（亲戚朋友，单位同事，甚至是小区打过几次照面的阿姨们）看来，30岁，你要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要有结婚对象，最好是已经有了孩子。
而我，作为一个29岁的女青年，谈过几场不算轰轰烈烈的恋爱，拿着一份稳定的工资，正享受着寒暑假的惬意。
20岁出头的时候，我是父母口中的骄傲。大学本科毕业，没让他们多操心就考上本地的事业编制，算得了一个铁饭碗吧。作为女儿，我很省心；作为老师，刚参加工作，当然一门心思想着为教育事业贡献爱心、责任心，可没曾想过，现实是残酷的。
第一次开家长会，家长为我准备了下马威：“老师，您好，看你这么年轻，才毕业吧？”所幸之前有代课当班主任的经验，我准备得很充分，一一给迷路的家长指路，找到了他们宝贝孩子的座位，光荣挽尊。我始终觉得一个人能力的大小和年龄有关，但不是绝对相关，拭目以待吧。
相处几年下来，工作上也算顺风顺水了，碰上挑刺的家长，做到问心无愧就好。感情上呢？我每天的工作三点一线，交际有限，作为单身，我认为相亲是必定来临、也能愉快接受的一件事。怎么说呢，当身边的朋友纷纷恋爱、结婚、生子，陪伴在身边的人越来越少时，你也会想脱单吧。
二十五六岁的时候，阿姨们热情地给我介绍对象。我从小家教很严，早恋的苗头没有敢出现，大学读了师范，也不可能冒出什么花火。工作以后，家长们更着急了：哎呀，女孩子工作一旦稳定，就该想着早点找个好对象结婚啦，晚了的话，好对象都被别人挑走，你就只能捡剩下的啦……行，我见！我这样想着，也捯饬得光鲜亮丽地去了。第一次见面直接看电影，对方迟到，我苦等了十分钟，勉强在接受范围之内。两人不熟，没什么话题，只能尴尬地看完电影。男孩也许觉得我入了他的法眼，邀请我共进晚餐（后来才知道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什么），可相亲的结局大同小异，吃完饭加个微信，偶尔聊聊，渐渐就没了然后。
后来想想，也许那些男生的本意也是不想来的，只是碍于父母和亲戚的“好意”，不得已而已。要么迟到，要么故意做一些不讨喜的举动，要是觉得对方不讨厌，就相处试试，倘若人家恰巧也看上你，两人一拍即合，也不会有谁计较这相亲的初衷是什么，更有运气好的，就这么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当然，我运气没那么好。
到后来，也许命运之神真的恰巧看见了我。在一次聚会中，一个朋友的哥们儿对我递来橄榄枝，并展开了猛烈的攻势。在朋友的疯狂助攻下，很多人都知道他在追我，我也说不出他哪里不好，于是被一大束鲜花魅惑，我答应处男女朋友。
我们朝九晚五地工作，下班以后还有应酬，日子就这么平淡如水地过着，我觉得谈恋爱好像是这样，也不该只有这样。
一直以来，他对我都算很关照，我觉得找个对我好的人结婚，也是不错的选择，哪能人人都能那么幸运地嫁给怦然心动呢。转折点就在谈及结婚这个话题上，当时处了三个月，我觉得进展太快了，还想再多多了解一下。
就像那些恐婚的职业女性一样，我感受到来自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育儿的压力……这些让我思考良久，最多的是，这个男人，我真的要和他共度一生了吗？我真的准备好了吗？决定就是他了吗? 也许当我内心犹豫的时候，对方也能感觉到，我们第一次吵架就直接宣告分手了，还是对方提的。你看，现代男女之间的感情多脆弱，就像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半点风吹雨打。
现在，我飞快行走在30岁这条必经之路上，我的心情是雀跃的，和老友聊起30岁时，我竟然没有了以往的慌乱无措，反而有了去迎接它的从容与喜悦。我希望，女孩们都能如此。我们不该在意那些善意或者不善意的目光，什么“你就是眼光太挑了，越大越不好找对象，能看上你就知足吧”，都让它们见鬼去吧！日子是你自己的，你首先该让你自己开心。
我很庆幸的是，有开明通达的父母，哪怕去年暑假他们还在催我，各种看不顺眼，到了今年暑假，看我画画、看书、搭积木、健身，能发现我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活得更加自我，这是最值得骄傲的幸运。
最后，我希望走在30岁之前的我们，都能从容不迫地面对生活。
谢谢star！她和我谈到女孩和年龄的话题，还担心文章写得不好，其实口说我心，不需要技巧，我觉得她写得很坦诚。
我非常理解年龄对女孩的人生影响，特别是20岁～30岁的那种焦灼情绪，身体里仿佛被植入一个闹钟，到了一定时间就开始响。这是因为从出生起，作为女性，我们的女性特质就被年龄和两性生理差异牢牢裹挟了，不断被夸大，继而成为一套令人窒息的繁文缛节。我们不断被这个规则影响，接受一连串的枷锁，从你的身体、皮肤、服饰、声音、发型，到你的情感和雄心，然后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
但这不是我们的错，不是某一个人或一群人的错。我们一出生就继承了这个社会体系的遗产，在里面成长，学会如何参与其中，如何想事情做事情，借此接受并延续这个体系。我们在伤害自己的生活，只是缺乏一些反省，一些醒悟，你甚至不必感到内疚和羞愧，但要意识到它的存在，人人有责。
所以，看到年轻的女孩被婚恋孕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时，我太心疼了。我们太紧张，太想确定自己的生活面貌了，可我们又很清楚，确定了又能怎样？人生随时在改变。关于这种压力，苏珊·布朗米勒的一个质疑深得我心：为什么光是生理上的女性特点还不够确立我们是女性的事实，为什么女性特质往往需要更多？
前阵子我刚看完Karoline Kan的一本新书，Under Red Skies：Three Generations of Life，Loss，and Hope in China，这是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由中国的千禧一代书写的回忆录，出于一些原因，只能用英文写作，由Hachette Book Group在今年三月出版。她写到了许许多多成长经历都深深打动着我，特别是三代人，外婆、母亲和Kan，她们之间一些珍贵的女性瞬间。
Kan的外婆在四岁那年，辛亥革命的影响力还未深入村镇，她必须面临裹脚这一当时被视为婚姻美满先决条件的旧俗。她的脚被一块八英尺长、四英寸宽的白布紧紧地裹着，为了迫使四个脚趾（大脚趾除外）指向脚底，外婆的母亲和祖母用双手将布拉紧，然后让她练习走路，以便适应疼痛，酷刑一天必须持续几个小时。
2000年后，虽然缠足早就被禁止，但人们对美的看法，那种柔弱和面色苍白之美，并没有改变太多。Kan当时的脸上长了雀斑，鼻子太扁，而且很矮，她的亲戚总是开玩笑说她被收养了，可外婆从来不拿她的长相开玩笑，总是称赞她，尤其是她的脚。外婆去世后，她常常想起外婆坐在床头抚摸她的脚趾，笑着说“大脚是个好兆头，这意味着女孩将来会长高”。
至于Kan的母亲，是一个相当勇敢的女人。独生子女政策正行之时，她想要再生一个孩子，一个女孩，一个农村女孩，自己的女孩。她几次避开强制堕胎手术，几次抗拒做强制上环手术，毅然决然地与丈夫的家庭对抗，带着家人搬到城镇生活，回回过程都是惊心动魄的。
Kan的妈妈觉得很幸运，她庆幸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能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伤害，能不放弃她自己所理解的人权，并且成为决定如何生活的人，让女儿获得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在这其中，不乏Kan那位目不识丁的外婆伸出援手的缘故。
于是，kan也没有像一般乡镇女孩那样毕业后结婚生子，而是先后进入That’s Beijing和The New York Times工作，与外国男友同居，为无法发声的女性撰写文章，同时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新女人，充分体验生活，而不是成为货架上的瓷器。能从一个小村庄到天津宁河，再到北京，Kan认为这一切都得益于三代女性之间的惺惺相惜。
同样的，在star的字里行间我也体会到了这一点，父母对子女的共情，之于我们的意义。
我们的文化决定了孩子与父母之间永恒的过于紧密的羁绊，也许我们从没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一直被习惯支配，而我们这一代人与我们父母的共同点，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多，这恰恰是开辟一条出路的契机。
（ 青玉 / 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