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在我21岁时，我的期望变成了零。
自那以后，一切都变成了额外津贴。
——霍金
▲ 拍摄 | Jovan Todorovic
这是[读奏]的第16个声音
撰文 | 张大春
一九八三年九月的一个夜里，陆经、戴安娜和我并排躺在青年公园的一处草丘斜坡上。当时我刚从研究所毕业，等待入伍。陆经则退伍才满半年，正和他的新婚妻子计划着赴美留学的诸般细节。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问我：“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会在干吗？”
“喝啤酒。”
“还有呢？”
“抽大麻。”
“还有呢？”
“你和戴安娜生了一个小杂种跑来跑去。”
“那不可能，你知道我们不会要小孩。”陆经笑起来，“还有呢？”
二十六岁的人对三十六岁的自己还能有什麼想像？那是一个遥远的年纪异质的世界陌生的人。
我只好这样说：“我会养一条大狗，住在乡下，刮风天自己修屋顶，给吹掉一双拖鞋和一顶帽子，还吹倒两棵大麻——这一点最惨。那时候你们在美国，住在一栋前院长了棵枫树的房子里。柯斯塔·涅达那一代的老嬉皮也全都住进那种房子里去了。秋天扫落叶、冬天生壁炉、春天剪草、夏天泡游泳池，一年四季都在读我写的童话——”就在那一刻，我听见草丘的另一边远远地传来一阵阵梵唱的声音。我翻个身，葡匐上丘顶，顺坡朝前方几十尺栅栏外的马路上张望，发现对街沿路走过一长列身穿黄色袈裟的僧侣。那些个秃顶僧人人手一支点燃的火烛，缓步鱼贯而行，朝马场的方向走去。梵唱声齐整如出一人之喉，素朴且嘹亮。
“什么童话？”戴安娜笑起来。
“讲一个小和尚，”我一面胡诌，一面站起身，直直盯着那一列看似无穷无尽的行伍，“从寺里逃出来，走了很远的路，想要到天边去看大月亮的故事。那种月亮非常非常之大，在地平线上从这头到那头，反正非常大的一个月亮就是了。”然后我朝坡下跑去，一直跑到栅栏边，再仔细朝马路上望。可奇怪的是，对面那一长列僧侣竞走得半个也不剩了。我只能看见偶尔疾驶而过的汽车头灯，倏忽点亮这城市西南角落上原本闃暗的一片柏油路面。不知过了多久，我再循原路上坡，又听见先前那样的梵唱。一回头，却见那一列黄服僧侣依旧持烛缓步、沿青年路向河堤外的马场前进。我抢忙再跑回栅栏边探头探脑朝外张望，而对街居然又空空如也，仍只偶一片闃暗如墨的柏油路面忽然被呼啸而过的汽车头灯洒个通亮，转瞬又趋于寂黑。我既不相信这是什么富涵启示意义的神秘遭遇，也不认为有那么一列存心戏弄我的游行和尚。至少，梵唱依旧在我耳际回旋缭绕着呢。我循音而行，从草坡的另一边寻去，终于在一座凉亭底下找着了声源：那是一具手提式双卡座收答录机，它正播放着那忽近忽远、似幻似真的乐曲。如歌亦如颂。我俯身贴耳（甚至闻到亭中石桌上残余的一股粽叶般的竹香），察知那梵唱的确由此而来。可是，方才那来不止又去不尽的一路黄袍僧众呢？
我步回草丘，将过去这短短几分钟里的经历向他俩仔细转述一遍——也许不只一遍——戴安娜认为那是她特地从三藩市带来的大麻发挥了效果，陆经则认为那是过度专注于听觉所自然产生的视觉想像（他甚至把漫无止境的僧侣行列解释成我对即将入伍服役的恐惧）。
“幻觉。”我低声说道，“幻觉。”
“不是幻觉，是你看到了你的想像。”陆经诡异地笑著，“大麻不会制造幻觉，写小说的也不需要大麻。你只是‘看到’了你的想像——by an imaginary you.”
那个晚上的情景一晃逝去了十四年。我所预言的生活当然没有发生在陆经身上。戴安娜在陆经死后不久进入一所大学的研究所攻读人类学，毕业之后加入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一个什么小组，跑到巴基斯坦去当义工了。偶尔有一次路过台北，我们见了一面。她和我谈资本分配、雨林消失、野生动物保育和女性主义的新发展，令我眼界大开。倒是我自己在一九九七年的秋冬之际和第二年的仲春以及初夏三度造访美国中西部，扫了落叶、生了壁炉、剪了草也泡了泡友人后院的游泳池。我从来没有写出那部童话。
之于一个作家，那部童话只不过是另一个随手可以弃之於天涯海角的念头、计划或允诺，一股“写作构想”——一个不值得重新寻觅的想像的目的。堪称幸运的是，因为你即将到来，引领我回到另一端的起点，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开始思索着那个想像的我是怎么一回事。
本文摘自《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均来自网络。作者：张大春；本期编辑：ele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