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我是用春节期间看完了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的，这本书就像电影《熔炉》一样，千万不要一个人的时候看。我一般也不会推荐朋友看这本书。
大部分人听到“南京大屠杀”这个名字，就会认为自己已经熟知那段历史，毕竟我们接受的都是中国的历史教育。但我们中国人对历史的态度是最不求真、不深思的，我们学的历史其实是一团浆糊，我甚至怀疑这种历史教育的目的，或者说它达到的效果，就是让我们忘记真正的历史。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太多的大规模暴行，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所有的暴行都将结束于20世纪。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战争、饥荒、和任何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因此我们觉得这样平静美好的生活就是常态，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一个人站出来告诉你，人类文明脆弱得就像一层纸，在特定的文化和集体训练下，人随时可以变成魔鬼，你可能觉得这一定是无稽之谈，根本不愿意听他细说吧。
那么你首先可以去看一下电影《浪潮》。有意思的是，这部德国人拍的电影，是基于发生在美国的一次真实的课堂社会实验，看完之后，大大地加深了我对于中国当代史的了解。所有掩盖历史的势力都有着不可告人的用心——包括那些时至今日还在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日本右翼人士。只有德国人民从灵魂深处剖析和反省了本民族施暴的历史，将反纳粹写进了法律，将忏悔写进历史学课本，并拍了《浪潮》这样的电影来警醒后人，防止历史重演。德国人这样的反思更让我觉得，部分日本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可能说明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那些因素仍然存在着，并且一直在潜伏和等待。如果从民主到极权只需要5天的时间(《浪潮》的实验)，那么我们就更没有理由认为，因为日本今天是一个民主和平的美好国家，军国主义的阴魂就不会再附体。
“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George Santayana
“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不像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和美国对广岛的原子弹轰炸那样举世皆知，是因为受害者自己一直保持沉默。
……我很快发现，这一沉默背后是政治的操纵，有关各方的所作所为都导致了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忽视……冷战的紧张态势使日本得以逃脱许多其战时盟友在战后经历的严厉审讯与惩罚。另外，日本国内的恐怖气氛压制了对南京大屠杀进行自由开放的学术讨论，进一步阻碍了世人对真相的了解。在日本，如果公开表达对中日战争的真实看法（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将会威胁到自己的职业生涯，甚至有丧命的危险。”
我纠结很久，还是写下此文。今天可以像任何一个平常日子一样舒服地度过，但我总觉得认真思考一下张纯如思考过的问题，并且把她想表达的观点传播一下，好像是我们欠她的。
因为她好像就是那个“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人，她做这件事，好像是为了放我们“到宽阔光明里去，从此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张纯如在序言中开宗明义，《The Rape of Nanking》不是为了批评日本人民，而是为了探讨使人变成魔鬼的那种“剥去人之为人的社会约束”的“文化的力量”，描述“两种互相关联但又彼此独立的暴行：其一是南京大屠杀本身……其二是对大屠杀的掩饰，即日本如何在其他国家助纣为虐的沉默中企图抹杀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从而剥夺了受害者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特别的是，本书从三种视角描述南京大屠杀：加害者日本人的视角，受害者中国人的视角，亲历者和第三方欧美人的视角。
我们不熟悉从加害者的视角对这一事件的讲述，也不熟悉战后日本人作为一个民族是如何控制、培养以及维持他们的集体失忆的。因此我将重点转述一下这两部分。(转述加摘抄，我相信张纯如不会介意我这么做……）
日本人的视角：日军施暴的动机是什么？
日本全面侵华之前的十几年，正赶上美国1929年股市崩盘引起的大萧条，使日本生丝出口锐减；加之西方和中国都反感日本当时对中国领土的侵蚀，双方都以不同形式抵制日货，日本经济受到重创。加上一战之后军需锐减，军工厂倒闭也导致大量人口失业。穷人开始卖女为妓，社会生活凄惨。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人普遍认为自己是某种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一种日益流行的论调是，日本需要征服新的领土来避免大饥荒。一些日本作家提到一些国家拥有广袤的领土却不能物尽其用，是不公平的。当时甚至有人出书预言，日本作为亚洲的领袖，与西方领袖的美国，必有一场圣战。接下来的日本政府分成了两派，温和派主张用日本学到的新技术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另一派则主张用军事优势征服邻邦，建立军事独裁政府，限制个人财产，产权收归国有，并控制亚洲。1931至1936年间，日军军官屡次发动政变，刺杀首相和政治要员。
作为侵华战争的准备，日本军方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训练士兵，学校也实行军事化管理，教科书成为军事宣传的工具。日本的小学生，已经可以排成完美的队形，步调一致地摇旗行进。为了形成纪律和秩序，教官对学生施虐。如果立志当兵，压力就更大。上级或老兵常常无故欺侮或虐待新兵。少数人不堪折磨而死或选择自杀，大多数经过淬炼的士兵则已经被军方灌输了新的人生目标。培养军官的军事学校则更像与世隔绝的监狱，训练强度超过大多数西方军事学院，各项课程的终极目标都是实现完美并确立“永不言败的信念”。所有阅读材料都经过严格审查并将日本塑造成一个超级种族。
许多日本学者试图解释日军暴行的动机，他们认为这是由虐待转移导致的。例如田中雄喜认为，现代日本军队自诞生起就潜藏着极大的施暴隐患。在侵占南京之前，日军令自己的士兵蒙受了无尽的羞辱。到了中国，地位最低的士兵也比中国最有名望的人地位高，那些权力最小的人一旦掌握了生杀大权往往极具虐待狂倾向。同时经过数十年的教化和宣传，日军中许多人对中国人充满蔑视和仇恨，认为中国人是低于人类的物种；而他们对中国的战争具有“圣战”的神性。
日本发动战争时，坚信3个月就能征服中国，却在上海一城就遇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并耗时3个月。因此当上海在11月最终沦陷，日军向南京进发时，心态已经恼羞成怒，日趋邪恶。
在整个侵华战争中，日军都组织了各种游戏和练习来泯灭士兵人性，而日本媒体则像报道体育赛事一样对此类事件热切报道。新兵通常在经历了3个月的屠杀训练之后，从砍人不敢睁眼，觉得自己是凶手和罪犯的状态，达到了杀人如除草的状态。日军对士兵的教育是，他们自己的生命微不足道，一个士兵在战争中获得的最高荣誉是裹尸还乡。既然自己的生命都毫无价值，那么敌人的生命必然更无价值。
日军占领南京后开始了狂欢式的屠杀和施虐。由于要杀的中国人太多，杀人变成一项单调繁重的重复工作。于是日军发明了包括杀人比赛在内的取乐活动，例如活埋，身体毁伤，放火烧人、放狗吃活人取乐等等。以及大规模的以凌辱取乐为目的的强奸。数不清的中国女性投江自杀，因日军强奸而怀孕的话题非常敏感，数不清的婴儿一出生就被杀死了。
有些日本士兵由于纵欲过度而感到厌倦，于是发明了消遣性的强奸和凌辱游戏，甚至命令家庭成员强奸另外一些家庭成员观看取乐，多数家庭都集体自杀或当场被日军杀害。
而这些日军士兵，他们回到日本国内后，很可能又变成好父亲、好丈夫、好兄弟，做一个温和善良的日本人。
——这让我想起了《乌合之众》，一本毫无数据论证，全靠案例表达观点的著作，其核心观点是：群体有它自己的特性，与组成它的个体完全不同；一个个体在群体中的感情、思维和行为和他不在群体中的表现也完全不同。他在群体中的思维观念或是感情，在他们单独一个人的时候是绝无可能出现的。群体，只有很普通的品质和最基本的智能。群体之中的人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正义”力量，对他来说群体就是正义，数量就是道理。当一个人是个体时，后天的教育和良心对他起着约束作用，但群体的力量却让人们解脱了这些约束和羁绊。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但群体则不然，群体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群体就是法律、道德，群体的行为天然就是合理的。
如果我们姑且认可这个原理的话，那么善良的普通人组成的群体也可以被训练成邪恶的。如果配齐当年训练日军的所有因素，可能还将得到一支具有同样特性的日军。
回忆历史上历次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乌合之众》的观点很难被反驳——它虽然没有严密的科学方法和论证，但是历史一次次地证明了它是对的。
对历史的遗忘和矫饰
战后，美国将日本视为具有战略意义的国家，为对抗亚洲的共产主义的力量，保留了日本战前的官僚体系，容许众多战犯逍遥法外，许多日本战时高官重新掌权并飞黄腾达，甲级战犯岸信介被选为日本首相——他就是安倍晋三的外公。于此同时，在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十年，中国与外界基本处于信息隔离的状态，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则从国际公众视野中消失了。
许多大屠杀幸存者曾坚定相信国家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强烈要求日本支付战争赔款并正式道歉，他们的希望当然很快就破灭了。对于他们来说，任何两国友好的消息从感情上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由于身心遭到重创，很多幸存者不仅生活凄惨，还要接受自己同胞的鄙视和排挤。天朝总是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却从不要求日本政府对幸存者做出真正的赔偿。日本政府道歉一万次也没有用，日本首相到南京下跪都没有用，真正的忏悔应该从全面正视历史开始。
在南京维持安全区的欧美人士，他们蒙受羞辱并被驱逐出中国，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又受到审讯和排挤，遭受身心伤害。有几位外国英雄，由于在南京期间目睹日军暴行，加上连续操劳而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身心创伤，甚至有人因此精神失常而自杀
写下《拉贝日记》的拉贝，回到德国后履行对南京人民的承诺，向德国民众揭露日军暴行，并向当时的国家元首希特勒去信，一并寄去的还有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和打印报告。随后，拉贝被捕，被反复审讯并被要求不再谈论南京大屠杀，并不再放映相关影片，后来德国政府没收了这部影片。接下来他的家被苏军炸毁，靠为西门子公司做零星翻译来维持微薄的生计。战争结束之初，拉贝先被苏联人逮捕审问，后又被英国人逮捕审问，最后被一位熟人告发曾加入纳粹而拖入一场耗尽了他所有积蓄的诉讼过程。他由于营养不良而患了皮肤病。他们全家只能靠采野草煮汤来吃。
1948年，拉贝的困境传回中国，引起巨大反响。几天之内，南京的幸存者们为拉贝凑了大约2000美元的“巨款”。南京市长抵达瑞士购买了食物和生活必须品寄给了拉贝。从1948年6月到解放军接管南京，每月南京市民都会为拉贝寄去食物以示感谢。拉贝本人写道，南京市民寄来的物资使他重建了生活的信心。
1950年，拉贝死于中风。他生前仔细整理了2000多页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精心打印、排序和装订，配有插图和其他说明。拉贝去世时嘱咐自己的子女千万不要向外人提起这些日记的存在——这大概与他的“纳粹”身份和受到过的威胁有关。直到50年后，冥冥之中这些日记等来了张纯如，才最终得以与世人相见。
时至今日，对于这段历史的矛盾观点在日本国内仍不断涌现。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日本对战争期间发生在任何地方的大规模屠杀平民事件都毫无责任。日本参战不过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也是为了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正是由于这一崇高行为，日本沦为了原子弹的受害者。那些勇于撰写南京大屠杀专著或整理口述历史的日本人，经常面临无休止的攻击。第一个公开自己罪行并道歉的老兵东史郎引起了极大社会震动，遭到多方批评，甚至受到死亡威胁。为求自保，东史郎在家中存放了大量武器以自卫。
以受害者自居解释历史，是一个熟悉而危险的套路。张纯如总结说，日军的暴行是“危险政府的产物，该政府身处脆弱的文化氛围和危险的时代，因而能够将貌似理性的危险观念兜售给它的国民……南京大屠杀应被视为一个警世事件——它告诉我们人类极易被煽动，容许青少年压抑善良的天性，被塑造成高效的杀人机器。”
张纯如如果没有研究这段历史，她的命运会不一样，她会是一个优秀而幸福的女性，过着平静美满的生活。因为她的努力，这段历史更清晰确凿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然而这一事业并没有完成。时至今日，仍有人否认暴行的存在。甚至连有的中国人自己也想不清楚，应该对如何认识美好的文明国家日本，和历史书中残暴的日本军队；如何认识中日经济和文化友好交流，和铭记历史不忘国耻之间的矛盾之处。张纯如为了宣讲这段历史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死亡威胁，与她精神状况恶化到举枪自杀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今年，张纯如纪念馆在江苏淮安落成。
但我记得去年去以色列的时候，那位犹太导游对我说，我们犹太人不建纪念馆，不造大工程，如果我们尊敬并缅怀一个人，我们就一代代地传播他的思想和学说。
如果有一天东京建立了纪念馆，我想张纯如的在天之灵才会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