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古人尤其宋代以后的诗人学诗是非常讲究师法何人的。纵观这几个朝代无休无止的诗坛公案，无不与门户之见有关，无不与针对师承何人何时的议论有关。中间派别林立，互相攻讦，互吐口水，你方唱罢我登场，煞是热闹。各种理论、见解也是异彩纷呈，虽然争论往往没有结果，但倘若仔细品味这些高见，却时时足以炫人耳目，给人启迪。
这里仅举出两个人对于师法何人的意见申述，这两种意见虽然大相径庭，但倘若联系如何做一个优秀的老师来看，都是非常有益的。
宋代的严羽，他在著名的《沦浪诗话》中说：“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严羽认为，若想做出好诗，要有效仿的榜样，而这榜样，最好是汉、魏、晋和盛唐的人物，千万不能向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的诗人学习，否则，那就落入下乘了。找什么样的人做老师，是关乎到自身成就的大问题，不可忽视。找对了老师，就是入了正门；找不对老师，就是入了“偏门”，即使个人再怎么努力，因为门就入错了，所以，最终不能到达理想的殿堂。找什么样的老师，还是一个“立志”的问题，志向不高，那看准的就是成就不高、见识不广、思想不深的老师，以这样的人为师，起点本身就低了，那么，个人的将来也就可以想见；志向高了，找准的是那些高彪蹈世、卓然不群、荦然大家的人物，这样，效仿的对象就是与众不同、风采卓越、见解高妙的人物，时代的精神、自然的精华、传承的文明，都荟萃在这样的人物身上，那么，自身成就也将不可限量。再加上自己博采众长的学习态度，汇集百家优点的学习方法——所有的老师都是高明的，自己又以一个集大成的形象出来，那就可卓然自成一家，势必成效斐然，闻名一方了。
严羽所说的道理，就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由于自身条件等多种原因的限制，你不可能学习鲍照，就会成为鲍照一样的人物；你不可能学习庾信，就会成为庾信那样的人物。但既然师法贤哲，立足高远，即使不能成为高岗、大江，也可以“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至少做一个中流的诗人。而倘若以“开元、天宝”以下的人为师，那么这些人本身水平、成就就是中流，你效仿他们，只能做一个“下流”的人物了。
教育发展到今天，在信息极为发达的背景下，可以说找个老师是很容易、很随便。求师的做法无论是对于刚从事工作的青年老师，还是已经在教育阵地浸淫多年的老师都是绝对应该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要选择怎样的老师来做我们这些老师的老师。找得好了，找得对了，对于我们那是受益终生的事情；找得差了，找得错了，对于我们又是贻误半生的事情。这个道理绝对与严羽论学诗从师的道理是一样的。
找些好的老师来学习，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呢？严羽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识”。所谓“识”，就是“见识”，“认识”，“识界”，也就是具备怎样的眼光。这样做的好处，按严羽的说法在于能区别高级的老师与低级的老师，知道什么是最该效仿的对象。对于这一点，清代的叶燮在《原诗》中有更进一步的阐释，叶燮认为，诗人之本在于才、识、胆、力，四者之中，他又觉得“识”最为重要。所谓“要在先之以识”，“识明则胆张”， 也就是说，一个有才的人，以识为基准，才能谈得上“胆”和“力”。他认为“无识，则不能取舍”。可见，有了高明的“识”，那么就懂得取舍了。就从师而言，它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明白什么样的老师该学，什么样的老师不该学；一层，知道自己向往、钦慕、仿效的老师身上的东西，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
我们可以学习的老师是很多的。但往往因为我们的“识”见不够高，不够深，多会选择一些等而下之的来效仿，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怎样的作为自己的老师呢？
就老师本身而言，最好的莫过于向一些闻名全国的老师学习。现在信息这么发达，这些老师的追求经历、上课方式、理论依据、具体方法，甚至精神风貌、道德素质、思想脉络，都可以从各种媒体中找寻得到。将它们搜集起来，细心琢磨，仔细研究，细嚼慢咽，取其精华，为我所用，就是最好的成为一个优秀老师的途径。因为这些老师的所有是建立在自身的修养思想上的，所以我们拿来运用，我们还是不能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所以，还要看自己具备怎样的消化能力。
同时，我们应该向最常交流、最常接触的同行学习，这是一条很方便的学习路途。这些人，毕竟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哪些想法好，哪些做法好，只要我们留心一些，那是随处可见的。向他们学习，广采博收，用自己的思考和行为去消化，去深化，去“去伪存真，去粗存精”，时间长了，那是受益无穷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道理。这一点，还是关系到一个“识”字，而这个“识”字，还包含了善于辨别的意味。比如，现在许多学校，都兴盛“拜师制”，刚从事工作的年青老师以有经验的老师为师。这个活动不是不可以搞，这样做，至少让年青老师能学到一些从事教育教学最基本的常规性的东西。但它的反作用却也非常之大：年青老师没有经验，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迷失自我也就很有可能了。原因在哪里呢？就在一个“识”字上。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教育尝试的人，他在这一方面是一片空白，别人怎么做，他就跟着怎么做，对于这一行业谈不上什么高明的“识”，到后来，往往不限于备课、上课流程、批作业这些最基本的环节，而把老教师多年形成的一些积习诸如思维方式、行事方法等方面的缺陷也全部挪用了过来。更有甚者，甚至将他们的恶习也照学不误。曾看到过许多这样的现象：一个本来很不错的青年老师，跟着一个老教师，时间长了，老教师的早退迟到他也学到了，老教师的油腔滑调他也学到了，老教师的应付差事他也学到了，老教师的愤世嫉俗他也学到了。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是致命的，浸润其中久了，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濡染的时间久了，那是很难再改正的。等到意识到了，具备了初步的“识见”的时候，要么改不了，要么改起来也要费很大的劲。
以上这些，可以说是“取法乎中”。还有一个常见的“老师”，扮演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这个角色每天都在登场，我们每天都在向它学习，所以几乎习焉不察了，这就是教参和教案。对于这些教学参考资料的学习，有两种态度。一种是透过这些文字的背后，看支撑着这种教育方式、教学方法的理念，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设计？重点怎么处理？难点如何解决？师生怎么互动？这个例子拿来用在自己的课堂上合适不合适？等等，这是“取法乎中”，学习的是人家的材料、思路、理念、方法。有的则直接把别人的东西原模原样的照搬过来：人家怎么导入，我就怎么导入；人家怎么提问，我就怎么提问；人家怎么设计，我就怎么设计；人家怎么总结，我就怎么总结。甚至往往看到这样的情况，看到人家的语言是怎么组织的，也照搬照念，害怕自己说得不全，说得不好，就把它抄在课本上，上课时照着念诵就行了。没有了自己在里面，这是典型的“取法乎下”了。而由于这样做，运用起来很方便，信手拈来，俯拾即是，极为便利，这样做的老师也就格外多了。停留于程式上的这些东西，失去了自我，上课效果也就可以想见了。
把以上做法归结为“取法乎中”和“取法乎下”是有原因的。理想的课堂，是建立在一个老师个人的修养、认知、感悟基础上的，可以说，一堂课，往往是老师所有的素养的整体体现。我们向全国有名的老师学习，我们向身边的同行学习，我们向教参教案学习，不论怎样，我们都不可能学全学透，因为表现在外面的东西是由内在的东西支撑的，因为写在纸面上的东西都是死的。人家这么做，看上去就极为合理、流畅、生动、有效，这是由人家的综合素质决定的，而换成综合素质不同的他人，完全照搬那是不会有太理想的效果的。所以，不能从内在素养建构起来的课堂都不是最理想的课堂。这就像是做诗，你学习了汉、魏、晋、盛唐这些大家，不等于自己就会成为大家，你必须在此基础上有自己的创造，而这创造，当然最终来自于自身。
所以，最好的老师，能供我们“取法乎上”，并能提升我们到“上游”“上流”的，就是直接能帮助我们从根本上提高自身修养的老师。这只能是广泛的阅读，深入的思考，勤奋的研究，敏锐的观察，刻苦的修炼了。向历史学习，向哲人学习，向社会学习，从古今中外的文明成果中汲取营养，品味消化，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厚积而薄发，或可有益。学诗是这样，教书也应该是这样。金代元好问有《论诗诗》说：“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这首诗，既道出了盲目从师的弊病，又提出了自创为贵的原则。拿来与上课参校，十分恰切。在这一点上，“识”又体现出它“认识”的内涵了。也就是说，你想做一个怎样的老师。想混日子，想谋工资，“取法乎下”即可；想有成绩，想获名声，想出人头地，想对得起这份工作，想树立美好形象，“取法乎中”即可；想成为大家大师，想参透人生底蕴，想领悟生命真谛，想流播一代诗风，非得“恒兀兀以穷年”，下一番苦功夫不可。严羽说“立志须高”，诚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