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黄州

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漫天风雪。此刻人们正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在京城开封通往黄州的官道上，一老一少在几个兵丁的押送之下，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挪动着脚步。这像电影一样的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红楼梦》结尾时那“白茫茫天地”的凄楚与悲怆。有谁会想道，兵丁们押送着的竟会是北宋王朝最具才情的大文人苏轼以及他的长子苏迈，而且时间偏偏是选在大年初一这样一个万家团聚的时刻。显然，这是朝中那些小人们在有意刁难和羞辱苏轼。

苏轼究竟犯下何罪，竟要遭此大难？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诗案”，一言以蔽之，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御史台官员弹劾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大放厥词，攻击朝廷。他们找出苏轼的诗集，深文周纳，指责苏轼讥讽朝政，犯有欺君之罪。正在气头上的宋神宗批示：“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特乘驿马追摄”。前来抓捕苏轼的差官，杀气腾腾，径直闯入州衙，用绳子将苏轼捆起来，“如驱犬鸡”，押往京城受审。

宋朝，一直被认为是“最尊重知识分子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得杀士大夫上书言事者”的祖训，宋哲宗也有命官犯罪“不死，不黔，不杖”的“三免法”。的确，北宋是“刑不上大夫”“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但北宋也创下了中国贬官文化的另一高峰，一直贬到孤悬海外的“天涯海角”。贬官文化成了宋代的一大特色，而这其中尤以苏轼最为典型。苏轼一生为官四十载，其中有三十三年都在贬谪外放，真可谓是“宦海沉浮”。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遭遇的第一次重大的命运打击，险些让他丧命。今天，一提起苏轼人们总是强调他多么旷达、多么潇洒，可是有谁想过这份旷达和潇洒背后隐藏了多少鲜为人知的心酸和恐惧，苏轼又是怎样一步步地“百炼成钢绕指柔”？苏轼是人不是神，他与我们一样有着“喜、怒、忧、思、悲、恐、惊”，一样面临失意、焦虑和愤懑，一样也有人生的“至暗时刻”，面对那些超出生命承载限度的东西他一样也有认“怂”的时候。“乌台诗案”发生后，差官前来兴师问罪的时候，苏轼吓得是面无人色，六神无主，倒是和他一起搭班子的“副职”——祖通判沉着稳健，应对得当。不仅如此，在押解的途中，苏轼甚至想投水自尽，一了百了。这说明苏轼和我们一样，也是肉体凡胎，也有想不开的时候。有一个故事也能说明问题。苏轼在狱中时，和儿子苏迈约定。每饭只送菜和肉，如有不测，就将肉改为鱼。一次，苏迈外出采购，委托一位亲戚代为送饭。这位亲戚想着改善一下苏轼的伙食，就给他送了一条鱼。不料苏轼见到鱼后大惊失色，以为大限将至，差点服毒自杀。

苏轼被押解进京后，立即投入御史台监狱。御史台四周长满柏树，树上栖息了许多乌鸦，每到傍晚“哇哇”地叫，一种异常恐怖且不详的氛围铺天盖地，席卷一切。苏轼在狱中的牢房狭小局促、阴暗潮湿，仅头顶有一扇小窗，可以一窥外界。御史台那帮群小一心想置苏轼于死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用尽各种手段，轮流上阵，夜以继日，无休无止，使得苏轼的肉体和精神均遭到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折磨。据关押在苏轼隔壁牢房的大臣苏颂记录，苏轼当时的惨状是“诟辱通宵不忍闻”。这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简直是生不如死，任你是铁打的人也会崩溃。肉体的苦痛苏轼尚能忍受，苏轼忍受不了的是精神的羞辱。士可杀不可辱！不堪忍受折磨的苏轼再次想到了自杀以解脱。他将自己常服的青金丹，藏于狱内，一旦判他死罪，便服下自尽。不仅如此，苏轼甚至还写下了两首诗作为遗言，托看管他的狱吏梁成送给苏辙。由此可见，苏轼当时是抱定必死之心的。

在经历了长达一百多天的审讯和“炼狱”之后，“乌台诗案”做出最终判决：

一、苏轼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

二、绛州团练使、驸马都尉王诜，追两官，勒停（勒令停职）。

三、著作佐郎、签判应天府判官苏辙，贬为监州盐酒税务。

四、王巩谪至宾州，监州盐酒税务。

五、收受讥讽文字的张方平等二人，各罚铜三十斤，司马光等二十人各罚铜二十斤。

六、收受无讥讽文字者，无罪。

……

宣判的次日，也就是旧历除夕的先一天，苏轼出狱。从1079年八月十八日入狱，到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狱，历时四个月又十二日。这一百多天对苏轼而言，是那么地漫长，那么地煎熬，无异于一场噩梦。“乌台诗案”中一并受到伤害的还有苏轼的家人。当那些如狼似虎的官兵们在苏家翻箱倒柜，大肆搜查的时候，一向温顺善良的夫人王润之吓坏了，“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至此！”担惊受怕之下，她将苏轼的大部分手稿付之一炬。苏轼的大批诗文就这样化为灰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此消逝。

苏轼为何会招来“乌台诗案”？用他弟弟苏辙的话来说就是“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越是优秀的文化名人，越是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李白在世时也是“世人皆欲杀”。古今中外有多少文化名人是惨死在自己同类手里？这种文化上的“自相残害”，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这是颇值得深思和总结的。

“乌台诗案”后，时年四十五岁的苏轼以戴罪之身，踏上了通往黄州的贬谪之路。前途茫茫，苏轼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怎样的命运？

苏轼初到黄州时，心情是非常凄苦的。毕竟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劫难。“乌台诗案”后，苏轼反省自己，觉得以前自己最大的毛病是才华外露，缺少自知之明。所以初到黄州时，苏轼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在此后写给好友李端书的一封信中苏轼曾这样袒露心迹：“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众所周知，苏轼重情感，好交友，朋友遍天下，几乎每天都是高朋满座，唱和酬答，世人也都以结交苏轼为荣。谁料想，一场无妄之灾后，苏轼竟落得“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的地步。从昔日的“高朋满座”到如今的“唯恐避之而不及”，这种强烈的落差足以让人看透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苏轼怎能无动于衷？在信中苏轼还写道：“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这话表明苏轼此时已将自己彻底“清零”，此前种种通通放下，一切从新开始。名带给苏轼的更多是伤害。“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来所为，多其病者。”这是作者对自己人生之路进行痛苦的，冷静的反思之后，得出的惨痛教训。即使是这样一封私下写给好友的无关要旨的书信，苏轼也是慎之又慎。临末，不忘特别叮嘱：“此信看后烧毁。”这说明即使已经到了黄州，苏轼仍是心有余悸。伤痛之深，由此可见！

经历了“乌台诗案”，苏轼的精神一直处在一种惊魂未定的状态中。他住在定慧院方丈借给他的一间尘封已久的小屋里闭门不出。可文人毕竟是文人。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文人不说话？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有情不发他憋得慌。于是某个深夜梦醒时分，在彻骨的冷透中，在无边的孤寂中，苏轼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作者以孤鸿自喻，表达了自己孤寂的内心世界。“拣尽”一句，则表现了苏轼不肯随俗浮沉的高洁品格。苏轼高足兼好友黄庭坚这样评价这首词的境界：“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的评价没错。问题是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是怎样产生的？换句话说，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人生有很多事是说着容易，做着难。笑对坎坷，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苏轼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林语堂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世间哪有人一出生就是乐天派，一生都是乐天派？所有的乐天派都是悲观派一点一点历练、转化、升华而来的。苏轼是自视甚高的理想主义者，他常将无边的苦难置换为温暖的人间情怀。当个人命运的悲剧一再降临，苏轼就用他那种细小而又具体的快乐将痛苦化于无形，转化，超脱，最终做到“逢苦不忧”，温情地注视着人世间。也正是因此，苏轼成了“大众情人”。从宋代到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人生境遇里与苏轼相遇。每一个人都能从苏轼那里看到自己，找回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苏轼。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苏轼对中国人心灵的影响，对民族性格的影响既广且巨。事实上，不仅中国人喜欢苏轼，外国人同样也喜欢苏轼。法国《世界报》评选全球范围内的“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一共选出了十二位，苏轼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足见苏轼影响之大，魅力之大。

苏轼生命的转折始于黄州。公元1081年，贬谪黄州的苏轼开始了他的“农民生涯”。有个叫马梦德的粉丝，从很远的地方跑来追随苏轼，目睹了苏轼的窘境后，他主动找到黄州太守徐君猷，问能不能给点地让苏轼耕种，以解决吃饭问题。徐君猷爽快地答应了。他把黄州城内一块废弃的军营地交给苏轼无偿耕种。这本是一块无名高地，因为它位于城东，苏轼便给它取名“东坡”，并且给自己也取了一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轼就变成了苏东坡。从“苏轼”到“苏东坡”，苏轼走了一条曲折、漫长、坎坷的人生道路，经历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一次次精神蜕变，其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黄州苏轼终于走出了“乌台诗案”的阴影，一步步地蝶变成了“坡仙”。公元1082年，中国文学史上充满奇迹的一年。这一年是苏轼文学和艺术创作的“黄金期”，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代表作，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文学上苏东坡写下了流传千古的杰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艺术上他写下了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的《寒食帖》，画下了引领中国文人画的《枯木怪石图》。这一年苏轼将生命中的孤寂与悲苦转换成了艺术，这一年苏轼化蛹成蝶，浴火重生，这一年苏轼达到他文学艺术的“巅峰”。公元1082年，苏轼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皆可雄视千载，不仅可以为宋朝代言，也可以为中华文化代言。失意的政治家，往往成为成功的文人。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另一种补偿。在政治漩涡里挣扎沉浮的苏轼，虽然在艺术上并无野心勃勃的构想，不料却在无意间争得了那个时代的文坛首席。

苏轼自己大概也不会想到，天高地远的黄州，竟会成为他人生的转折之地。苏轼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荣华和苦难之后，在死亡的边缘获得了重生。“文以地生辉，地以人增秀”。黄州，见证了苏轼的苦难；黄州，铭记了苏轼的蝶变。没有黄州，苏轼的艺术缺乏境界；没有黄州，苏轼的人格无法超脱；没有黄州，苏轼不一定能变成苏东坡。黄州，对于苏轼的意义，非同一般，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一个精神概念。苏轼和黄州，他们彼此成就了对方。对苏轼来说，黄州不再是一个凄苦的流放之地。对黄州而言，苏轼也不再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天地过客。

韶华易逝，岁月倥偬。一晃，四年过去了。就在苏轼已把黄州当作是自己的故乡（“此心安处是吾乡”），决心一生长相厮守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再一次发生了转折。公元1084年正月，苏轼收到一纸诏令。朝廷命他转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团练副使。尽管官职还是原来的官职，但是汝州和黄州大不相同。黄州乃偏远之地，汝州毗邻汴京，接近朝廷，有随时还朝起用的意图。苏轼调离黄州的消息很快传开，人们纷纷携酒相送。前来送别的朋友络绎不绝，饯行的酒席一桌接着一桌，与他刚来黄州时“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知苏轼此刻作何感想？

苏轼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黄州，此后再也没有回来过。黄州是苏轼贬谪生涯的起点，以后每逢遭遇政敌围攻迫害，陷于人生低谷时，他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黄州，想起自己在东坡上，头裹幅巾，躬耕田亩，与樵渔杂处的那些日子。以后每遇到失意、困顿，苏轼都会回到黄州这个起点，反躬自省，重拾自信。黄州成了苏轼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精神宝库。

去世前三个月，苏轼途经金山寺，即兴写下一首诗，对自己的一生做了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由此可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苏轼对黄州还是念兹在兹。

作者简介：史飞翔，陕西西安人。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终南学社秘书长、《陕西终南文化研究》杂志编辑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