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 书生做吏必受辱
史飞翔
中国传统人文知识分子似乎有一种政治情结，都希冀在“治国平天下”的事业中一显身手，其中杰出者更是怀有“为君王师”的抱负，如胡适、冯友兰、郭沫若等。但事实上，恐怕更多的是像夏衍说的那样“书生做吏必受辱”。这不奇怪，“毕竟是书生”嘛。在学术上有大作为者，未必就能在政治上大显身手。
梁启超一生挣扎于政治与学术之间。9岁踏入仕途，流亡日本14年，两度做官，一生坎坷。晚年归宗学术，一心治学，在生命的最后十年达到辉煌巅峰，成为“贯通古今、囊括中外”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有“民国元老，学界泰斗”之誉的章太炎一生更是醉心于政治。鲁迅称赞其“七次被铺，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章太炎的本色是学者，他的优长特显于学术，一旦政治活动受到阻力和挫折，尤其是在职业革命活动间歇时期，学术活动便立即上升到主要地位。但章太炎不同于一般学者，他做学问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他的学术活动有一种革命的色调。所以，他既是一位“有学问的政治家”，又是一位“讲政治的学问家”，政治与学术在他那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蔡元培，一位开“学术”与“自由”时代之风的先驱人物。自清光绪二十二年（1894年）春被授翰林院编修起，到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春在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辞世，蔡元培的身影一直穿梭于晚清和民国的政界、学界：“戊戌维新”之后辞官回乡，创办绍兴中西学堂、上海爱国女校；之后远走德国学习；辛亥武昌首义之后，又匆匆返国，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不久便辞袁世凯政府的“伴食”阁员，再回莱比锡大学从事研究；袁世凯倒台之后复又归国参与“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后又赴法国，三年之后再次回国整顿北京大学……每当革命遇阻，国内政治无望时，蔡元培就主动退出波谲云诡的政治舞台，转入寂寞求真的学术研究；而当革命稍有进展之时，他又自觉愿中断孜孜以求的学业，从事耗费事功的政治或“半政治”的教育事业。政治和学术构成了蔡元培人生的两翼，而政治家和学者或教育家则构成了蔡元培身份的两面。身为学者，蔡元培主张“学”与“术”的结合，将文化教育与民族未来的政治命运置于密切的关联当中；身为政治家或教育家，蔡元培又不时主张一种超离现实政治或一种非政治的观点。
张君劢，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备受争议的传奇人物。他左手进入政治国，右手进入学术国。从清末民初起介入实际政治，除参与排满、再造共和、巴黎和会外，还在抗战结束后调停国共，起草了《中华民国宪法》。在政治纷扰之间，犹能以宏观的视野，时时提醒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张君劢一生充满着矛盾，徘徊与学术与政治之间，结果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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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先生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政治和学术各有其领域。学术的真价是要在学术的领域中去决定，而不是在政治的领域中决定。假定某一学术思想是要通过政治以发挥其效用，则其必接受政治领域中的法式。徐先生参加政治活动多年，曾任蒋介石侍从室机要秘书，40岁以后才逐渐走上学术之路，他的话当是经验之谈。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