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重读红楼梦
史飞翔
“红学”与“反红学”
“红学”就是以《红楼梦》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因一本书而诞生出一门新的、专门的学科，直接命之以“学”，且能大行于天下者，《红楼梦》恐怕是独占鳌头的。据说，“红学”一词的诞生本身就很具有戏剧性。一说是清乾隆朝以后，社会上不少人热衷于研究“经学”，亦即钻研《诗》《书》《礼》《易》《春秋》《乐》等几部经书。当时有个叫朱子美（昌鼎）的人，也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学者。但他却对当时流行的主流经学不感兴趣，而是喜欢看小说，特别是《红楼梦》。一次，友人问他：“你怎么不研究‘经学’?”他说：“我也在研究‘经学’，只是我的‘经学’少‘一画三曲’而已。”友人不解。他解释道：“我研究的‘经学’少‘一画三曲’，就是‘红学‘呀！”原来繁体字的“经”字去掉“一横三曲”，就是个“红”字。一说“红学”一词最早见于清代李放的《八旗画录》：“光绪初，京朝上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孙雄《道咸同光四朝诗史一斑录》：“都人喜谈《石头记》，谓之‘红学’。新政风行，谈红学者改谈经济；康、梁事败，谈经济者又改谈红学。”由此可见，“红学”起初是“闲学”，后来慢慢才发展成为“显学”，其热闹的程度不亚于甲骨学、敦煌学。如今，凭借一门独技，且能在大学和各类研究机构以之为业、以之为生，吃香喝辣，呼风唤雨，除了“鲁迅研究”，恐怕就要数“红学”了。
红学几乎是与《红楼梦》同步出现的。事实情况是，《红楼梦》尚未完成，红学就已经诞生了。第一个红学家无疑要数脂砚斋了。脂砚斋在《红楼梦》初创过程中所作的那些评语，是红学研究最早的一批成果，它涉及到《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作者的家世、素材来源、人物评价等诸多方面，弥足珍贵。二百多年来，红学产生了许多流派。按纵向可以划分为旧红学、新红学、当代红学三个时期；按横向可以划分为评论派、考证派、索隐派、创作派四大学派。各派又细化为若干分支，主要包括题咏、评点、鉴赏、百科、批评、曹学、版本学、本事学、脂学、探佚学等等。旧红学，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前的红学，代表人是蔡元培。1917年9月，蔡元培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一书得出如下结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离痛惜之意。新红学，指的是五四运动以后至1954年的红学，代表人物有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人。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给《红楼梦》研究开辟了新天地。胡适根据小说本身以及同时代或稍后的清人笔记、年谱、传记、诗文等材料，考证出《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后四十回是高鹗续补。胡适在红学史上开新纪元的成就主要有：把红学纳入了学术轨道，开创“曹学”、“版本学”，最早重视和研究脂批本，他对《红楼梦》续书的研究，成为红学争论的焦点之一。胡适提倡的方法、观点和态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淋漓尽致的发挥了“新典范”的作用。1923年，年轻的俞平伯出版了他平生第一部、也是奠定他红学学术地位的专著《红楼梦辨》。书中，俞平伯考证出《红楼梦》原书只有前八十回是曹雪芹所作，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作。此举让他与胡适一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周汝昌是继胡适等诸先生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享誉海内外的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为其首部也是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丰富详备的内容以及开创意义在红学史上具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被评为“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是继胡适《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影响较大的红学专著，是“一部对于《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第一次对脂批给予重视”。当代红学是指1954年以后的红学研究。进入新世纪后，红学发生分化，主流红学遭到民众质疑，民间红学新论迭出，红学呈现出一种娱乐化倾向。
红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梦魇”。红学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是非窝”，据刘梦溪先生考证，红学界至少有过17次大的争论。事实上远不止此。20世纪中国几乎所有伟大的学者都卷入了红学的是非圈。据说，俞平伯先生晚年曾对外孙女说道：“一切红学都是反《红楼梦》的。”不仅如此，老先生临死前还留下遗言自评：“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一个研究了一辈子《红楼梦》的人，临死前却将自己以往所有成绩一笔勾销，这不能不让人沉思。难怪有人说，《红楼梦》可以阅读，可以欣赏，但千万不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