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梁思永与高去寻
史飞翔
1954年4月2日，一代考古学大师梁思永因病逝世，年仅50岁。去世前梁思永唯一放心不下、引以为憾的是，1948年中研院史语所迁台时，带走了他领队发掘的西北冈考古报告的草稿。当时他因患急性肋膜炎而不得不去重庆动手术，所以只完成了报告的第一章至第七章及二表的初稿。
1941年10月16日，梁思成给李济写信：“西北冈器物之整理，本预定十月底完毕。今因上月廿二日、本月八至十日弟之胃病大发四次，八日至十日几不能饮食，下山回家调养，耽误约半个月，完工之期又展迟至十一月中旬。器物整理完毕之后，即开始继续报告之编辑。报告中统计表、编索引等机械工作，拟请研究所指派一专人协助。”夏鼐日记记载了1944年1月2日，他赴西北考察前梁思永的一段话：“梁先生说自己眼看见这肺病不能痊愈，不过是时日的问题，想勉强起来将未完成的报告写毕，这是此生唯一的事业，不知值得冒险否。张大夫仍劝他休息三四年再说，目前不能起来工作，病势一变，前功尽弃。张大夫颇为之伤心，大家听见亦均为之黯然。”由此可见，梁思成对这份凝聚着他一生心血的未完成的考古报告始终是念兹在兹。遗憾的是天不假年。去世的前几天，梁思永对自己长相厮守了二十二年的妻子李福曼说：“我不奋斗了，我奋斗不了啦，我们永别了！”
梁思永逝世的消息传到台湾后，中研院史语所、考古所的同人无不悲伤。后来他们一致推举梁思永当年的弟子高去寻继续整理完成梁思永的遗稿。高去寻，字晓梅，河北安新人，1909年出生，1991年病逝台北，享年82岁。1935年高去寻初次参加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即侯家庄西北冈第三次发掘。由于他参加田野考古时期较晚，排号第九，所以大家称呼他为“老九”或“高老九”。当时，梁思永对这位年轻的弟子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只是安排他去挖掘小墓。由于高去寻当时无缘视察大墓，这就为他日后整理大墓报告增加了难度。
从受命整理先师梁思永西北冈报告未完稿的那天起，高去寻的后半生就注定与西北冈报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1958年到1976年，高去寻历时十八年才将梁思永生前的84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草图写成八巨册、1164页、939幅图版的考古学经典报告─《候家庄》。李济在《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序中说：“校订辑补师友的著作，比自己写一本书更要困难……。”辑补包括订正讹误等，梁思永先生的草书另成一格，颇难辨认，经过岁月磨灭，由梁先生亲手绘制的插图已经腿色，有些还被误认为是白纸。高去寻先生在补写出土器物时每一件都要核对原物，这辑补的工作，琐碎而繁杂。单以篇幅计，高去寻补写的部分竟是梁思永原作的八十倍。尽管如此，高去寻在出版报告的扉页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高去寻辑补。
高去寻先生1966年荣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3年出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三年任满后，他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却还要为整理先师遗著，检点实物，翻查发掘日记，核对那一大堆密密麻麻的字而费神劳力。为了完成老师梁思永的心愿，高去寻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在那一堆连盗墓贼不要的“破烂东西”里钩沉梳理了将近二十年。有人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不要掉入这个大泥塘。“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
史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