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生活气息再浓，也难掩内容苍白
——评电视剧《人世间》
● 陈文晓
当前，电视剧《人世间》已成热门话题。由于是在央视，又是在黄金时段播出，加之又以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编年史模式直面当代重大社会事件，因而赞声颇高，其创作的示范作用十分明显。为此，对该剧利弊得失做一严肃而科学探讨，对于我国文学创作如何反映当今时代以及影视剧的健康发展，实在大有必要。
一、社会大事件虽未回避，但仅作为标签式背景，与故事进展并无血肉联系，从而把艺术紧跟时代的重大命题降到了低度。
故事一开始,该剧就毫不忌讳地直接切入了1969年,即那个特殊时期正如火如荼运行的年代,期间不仅正值九大召开之际，也是斗批改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阶段。自然，和全国人民一样，周家老小，去三线，进兵团，上山下乡，无一幸免。然而实际遭遇呢？父亲周志刚，虽不得不到了“好人好马去三线”的荒山僻岭，但面对工厂从城市迁移到山区，布满重重困难的掏空山体工程，不仅没感到浩大资源的浪费，更没感到面临着的空前艰辛与危险。反而，正如领导所说，是在享受着国家给与的特殊生活待遇和激情满怀的火热生活。
大儿子秉义呢？虽在车站挥泪而别，到了寒冷北方的建设兵团，但不仅没受到朔风吹大雪飘的劳作之苦，反而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干得顺风顺水，还要被调到沈阳军区，给明副政委当秘书。尤其还能和下乡知青未婚妻冬梅，在诗情画意的白桦林里浪漫地打情骂俏。而冬梅当时的身份，尚背着父母是死不悔改走资派的沉重包袱。她不仅没受到任何刁难，反而还在对出身、社会关系有极严格要求的军队编制兵团里，受到照顾，举行了美满的婚礼。
女儿周蓉呢？情况本是万分不妙，因为一个女孩家，不惜断绝父女关系，只身跑到遥远的贵州大山深处，去追一个崇拜的诗人冯化成，还结了婚。而这位诗人，竞是个反革命分子。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所有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无一例外地正遭受专政。批斗会、戴高帽、游街示众、关牛棚、折磨得致伤致残致死，已成家常便饭。即使评剧演员新凤霞仅因为不肯和右派丈夫离婚，便不能再上舞台，还得接受劳动改造。而反革命分子冯化成呢？下放的地方竟是贵州的风景区，不仅没遭受迫害，还和周蓉过着“精神满足、情感甜蜜、经济宽裕”的美满生活。周蓉还踌躇满志地当上了教师。须知道，即使高中毕业，如是一个地富反坏右子女，那时绝没有担任民办教师的资格。尤其是，在那全民皆知的亲不亲，线上分，不讲人性的年代，专门去考察女婿的老父亲，作为根红苗正工人阶级的一员，竟说政治看不懂，而以周家家训、德行第一为由，不介意其反革命身份,认可其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好人，岂不是天方夜谭？
而留在家中的秉昆呢？本在国营木材厂干得得心应手，虽意外卷进了涂志强事件，却在并没受影响的情况下，莫名其妙地放弃只有一次分配工作的机会，轻率离职，自讨苦吃地失业了。而后又没受多大周折，找到了酱油厂工作,而后又到了出版社干得有滋有味。至于冬梅父母，虽说是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河南，又被称为死不悔改走资派，但看不到受到过什么摧残，只看到很快平反，过上了高干生活。
由此种种，在全国正处于十年浩劫背景下，周家父子及有关人员，非但没受到浩劫之苦，反而过着稳定和谐甚至还算满足的生活。如果按照陈道明故作深沉的旁白,全国人民都百分之百地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中，或是都被纠结网罩住了，莫如说，周家遭遇却是处在百分之百以外，多少有点国泰民安，莺歌燕舞的世外桃源了。这虽然有了稳妥正能量的光环,却与关于那个年代严肃而科学的结论有着太大距离。或者说，是有意无意淡化了这个结论，稍重点说，是有意无意扭曲了这个结论。这不仅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也把文学必须具备的时代特征降到了低点。
再深一步说，这与社会上肯定与赞美那个时代的思潮有了某种呼应。当然，考虑到各种因素，我们无需把那个年代作过重过深的渲染，但不应有意淡化或美化，却是题中应有之意。因而，“人世间”描述那一段历史画面的创作方法或思路，值得深思。
二、对改革开放进程，看似反映了方方面面，但对其无法绕过的焦点、难点，多是一掠而过，未做深度触及，从而难以深沉有力地展现出这空前伟大的创举
《人世间》既然以编年史模式展现改革开放画卷,那就应该让主人公置身于既有的历程前行。而这，最不能忽略的是，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是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伟大创举。这个创举，之所以伟大，因为不是轻而易举地摸着石头过河获取的，而是以罕见的勇气和科学态度，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又顶住姓社姓资的巨大思想压力，还有上至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强大习惯势力，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艰难协调而形成的。而这，在周家人的遭遇中，基本没有涉及，尤其是深度涉及。
如周秉义任兵工厂书记，在军转民的棘手工作中，遇到了老兵杜德海身绑炸药自杀的惊险遭遇。而当秉义与其对话时，杜德海的要求是，并不反对工厂转产，也不反对与港商、韩国、日本合资，还对厂领导对他患病期间的格外照顾深表谢意。之所以要以这种方式自杀，只是因为身患绝症，不想成为厂里的负担。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原来与工厂的改革毫无干系，而只是作者故作惊人之笔的噱头而已，却露出了该情节毫无内涵的浅陋。
再往下，作为军转民的国营大厂，由于没有收入，眼见到了冬季，工人的取暖煤成了对秉义的考验。对此，作为书记的秉义，束手无策，还是岳母拿出个人积蓄，解决了燃眉之急。最后，是秉义联系到苏联多年前的女友奥莉娅，而她不仅热情满满，又能量满满地一番神通操作，买到了退役巡洋舰，总算解决了工厂眼前的困窘。这里，秉义面临的转型改革，本是前所未有，毫无现成经验可鉴。而此时的秉义，又未能拿出创新机制的些许作为，只是凭借偶然的意外条件，在工人无阻力、干部无阻力、人们的传统思想无阻力的环境下，得到“工厂摊上了个好书记”的赞扬。
再如红星木材厂、松花酱油厂、大众洗浴、制糖厂等国营企业，其共同弊端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产品单一、经营死板。但基本都是由经营红火到困难、最后倒闭的过程，至于如何改革，哪个也没答案。
而姚立松、水自流、骆士宾在深圳创业，是如何依仗深圳特区优势，如何一步一步扎实干得风生水起，又克服了怎样的困难，也无令人信服的展示。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速度，本是邓小平冲破姓社姓资的巨大阻力而诞生的，剧中并无实质性体现。给人的突出印象，除了歌舞厅震耳欲聋的迪斯科，灯红酒绿下的放浪狂舞，以及饭厅里的觥筹交错，包间里的调侃嘻闹，实在看不到改革的先行者们，是怎样在中央政策的扶持下，迈出的坚实步伐。
综上所知，由于剧中没有触及到改革进程中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压力，因而对邓小平视察深圳地区讲话的划时代意义、理论勇气和首创精神，没能给与有力的揭示。
三、生活气息虽浓，但情节发展，多为家长里短琐事，其纠纷、口角、甚至大动肝火的剧情，没有强劲内力推动，进展缓慢，尽在无聊的茶杯风波里打转
可以说, 该剧的生活气息很浓,许多生活画面，甚至细节，特接地气、烟火气，的确令人感到亲切与共鸣。然而，凡事皆有度，如果过于沉湎于自然主义，便会显出琐碎，甚至无聊。
如周家亲友之间，秉昆与父亲有矛盾。由于父亲对秉昆不如周蓉和秉义学习勤奋，没能上大学，有了一些偏见，这造成了秉昆的自卑和不满。为此竟不给父亲写信，甚至连搬进新居的大事都没告诉。结果造成父亲从三线回来，便是一番喝斥。最后竟导致父亲厉声质问：“是不是我不认这个错，就不认我这个爹了？”
而实际呢？家中的大事小情，全是秉昆在忙碌，当父亲的全都看在眼里，作为一个老工人，对儿子还能有多大成见？这本是心平气和几句话就能消除的误解，何至于小题大做，硬是迟迟不肯收场呢？
周蓉与冯化成呢？为分房，在送不送礼，怎么送，办不成要不要收回礼品这些琐事，打得不可开交。时而轻缓，明嘲暗讽；时而爆发，疾吵恶斗。不时还勾起各种不快联想，最后闹到离婚地步。双方本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在送礼的区区小事上，完全可以沟通协商，轻易就会化解，却硬是弄得不可调和。而当父亲要找冯化成算账时，周蓉完全可以说明情况，却就是一句话不说，直闹得父亲怒打冯化成，造成火上浇油。最终演变成冯化成和王紫私奔去了法国。
再如郝省长与周家的地位纠纷。本来作为省长一家，并无门第的盛气凌人，更无看不起周家的狭隘之心，而周家作为工人世家，也没有低人一等的自卑心态。只因为父亲送过两罐贵州绿茶，恰被秘书误做礼品返回，便成了两家突现鸿沟的导火线。期间冬梅与母亲争吵，与秉义口角，周家父子之间也怨气横生，秉义和秉昆还动了手脚。不断地质问，不断地解释，仍是无端延续，不肯停歇。而实际呢？秘书本是误送的事，稍加澄清，便可云消雾散，却就是不肯晴天。
而骆士宾与周昆的打斗致死入监,更属节外生枝。
本来在楠楠活着时，周家人在骆士宾认亲、见面、饭店吃饭、去深圳长见识，以致出国等诸多问题上，虽有纠葛，还都包容理解，甚至给以默认。以至于骆士宾被秉昆打成骨折、脑震荡，要把秉昆判刑的时候，最后都能撤诉，并表示无论楠楠怎么决定，都不会追究秉昆。
万没想到的是，楠楠突然死在美国。这事件虽难以接受，但实属意外，与楠楠活着时双方的处置态度，毫无关联。结果呢？却都一反常态地较起真来，还引发出恶性骂口，愤怒出手。以至于，骆士宾死于非命,秉昆锒铛入狱。这个情节，于理不合，因为人已死，争执谁对谁错，没有任何意义；于故事发展，看似跌宕一回，却只是一噱头，绝无深意。
再看秉义和冬梅，因为一个要从北京调回吉春，一个要从吉春调回北京，本是一宗结束两地生活的好事，却因为莫名其妙的相互隐瞒，造成了不快后果。于是争吵不断，前嫌后错，纷纷勾起，越闹越大。直至本是情深意笃的伴侣，竟吵到了离婚地步。按生活情理讲，调动工作事，尤其是多年分居夫妇，是大事，必然要相互沟通，不可能故意隐瞒，造成如此疏漏。
再看楠楠与玥玥，一会好,一会不合。不仅闹的两人争执不断，全家上下也跟着忐忑不安。最后竟弄得玥玥一反上进常态，自甘堕落，去灯红酒绿的舞厅鬼混了。直至在郑娟的请求下，楠楠的几句安抚，便轻松地以“清华见”结束了。而这话，怎就没机会早说呢？
综上所述，由于误会、偏见、甚至一个脸色、眼神，几句话，便无端激起冲突，成为经常性的情节推动力。因而该剧剧情，进展缓慢，反复磨叽，尽在茶杯风波里，刻意掀起冲天大浪，让人难有看下去的激情。应知，在家庭矛盾的漩涡中找故事，虽然下笔就有冲突，立意就有故事，但没有深意的社会内涵浸润，却会让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的大师们，沦为平庸之辈。
四、对新时代正面形象的讴歌，不能用人为净化的典型环境、歌舞升平方式，而应敢于把其置于改革时期的攻坚期、深水区，从而才会创作出当代深沉而有震撼力的中华民族新史诗
周秉义，是该剧着力塑造的正面形象。他无论大事小情，都能一概不徇私情，秉公处理。不仅面对上百亿的钱款绝无贪腐之心，甚至对亲朋好友，连微小的私心用权，都没有过。难怪北京调查组的评价是：一碗清水，一清到底。
此外，还有敢于迎向杜德海身绑炸药自杀的大无畏勇气，对鞋厂工人因为被骗800万到公安局闹事的沉着应对，更有面对光字片钉子户，不肯搬迁甚至围攻时冷静解劝的动人情景。
然而，在这鼓舞人、感动人的背后，总感到还缺点什么，还不够解渴。那就是，还缺少改革开放转型期的时代特色。
改革开放时代的英雄，不是民主革命时代的刺刀见红，而是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在党中央领导下，铸造执政能力的新课题、大课题，如何能以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和勇气，挺进改革攻坚期，深水区。
比如，面对姚立松的贪腐行为，秉义虽提出让其自首的规劝，但并未显现，如不自首，绝不姑息的气魄。而这气魄，比起洁身自好，显然境界更高。
又如，在吉春化工厂找骆士宾投资时，所有工人齐声反对，甚至喊出“宁给国家扫大街，也不给资本家当奴才”，还骂秉义是走狗、卖国贼的时候，他没能正面回答，显现出对私营企业、多种体制并存的改革开放理念，尚未能渗透把握。所以当骆士宾表示要投资，问秉义拿什么作保证时，他只能以岳母的名望做一条件，及以个人名义一定负责到底的决心。以至于骆士宾失望地说：“你的个人能力再强，也扭转不了大局。”结果还是骆士宾以家乡情、儿子情，愿意冒这个险。
尤其是，他竟以近乎疯狂的拼酒行为，来争取商贸城项目资金。这造成胃穿孔生命之危的举动，虽然显示了他公而忘私的精神，却也暴露出，他作为一个掌权人能力的欠缺。因为他具备创设良好投资环境的执政条件。
王家屯的开发，更显现出秉义的不足。
首先是他未能组建起得力的领导班子，分工协作，从而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而只能是亲历亲为，吃尽千辛万苦，四下恳求，直至累出病患。其次，他作为市里一把手，不能或不会运用权力，打造出让人放心的投资环境，而只能私下以光字片土地为交换，换取王家屯的投资兴建。这自然引出光字片居民的误解与骚乱。此外，这里还回避了他必然碰到的多部门合理不合理的刁难，上下级的不正之风，以及棚户区改造的低端地段和商品房的高档小区矛盾等诸多问题。
这些问题，看是有点对秉义求全责备，但就暴露出的问题实质来说，绝非可有可无。因为周秉义作为党政一把手，代表的绝非个人，而是国家的执政形象。这里需要的不仅是个人品质，尤其需要如何在改革开放时代，面对新形势，新课题，科学合理地运用掌握的权力，如习主席所说的，敢于“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敢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勇气和智慧。而这，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急切呼唤的英雄形象吗？
为此，对新时代的文艺创作，习主席提出了庄严号召：“要承担起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使命，勇于回答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举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从而“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让我们从“人世间”的创作得失中，更有力地响应习主席的伟大号召吧！
作者简介：陈文晓，曾任初高中语文教师，后长期担任《现代营销》杂志主编。报纸杂志发表过数百篇文艺评论、影视评论、经济述评、政治评论、教育随笔、人生感悟、散文特写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