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年的棒冰
● 吴宝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的这首《过华清宫》,既揭露了封建统治集团奢侈享乐的生活,也写出了古人没有冷冻保鲜技术的无奈。无独有偶,满清最后几十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奢侈更甚,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年,她被迫西逃,十月逃到西安,她要吃冰镇酸梅汤,因无冰,便派人到百里之外的太白山去寻冰,凿到冰之后,派快马送回西安。设若是在六月酷暑,这位老佛爷即便手眼通天,只怕也望冰而不可得。
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现代人在某些方面确实享受着古代帝王也无法享受到的福泽。比如夏天的冷饮。
小时候,夏天里吃到一枝棒冰,那种清凉的感觉能紧紧伴随一个夏天。由于物质生活的匮乏,那时的棒冰再简单不过,就是在水中加一点糖精,中间放一根小竹棍冷冻而成,稍好一些的,把糖精改成红糖或白糖,在颜色上,红糖棒冰乌不溜湫,不如白糖棒冰色白如玉,晶莹剔透。这样的棒冰,一律四分钱一支。酷暑炎天,烈日似火,知了躲在浓荫里拼命地聒噪,掏四分钱买一枝棒冰,剥开包装纸,轻轻啜一口,那种甜津津的清凉感觉,从舌尖瞬时传遍全身,虽说不上通体舒泰,却也让人精神一爽。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大口大口地吮着,整枝棒冰很快就被吮得寡淡无味,不过大家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吃到最后,附在小竹棒上的冰块全部掉落,便赶紧将之含在口中,只冰得口舌发麻,呼呼呵气,然而心里还是乐呵呵的。
那时卖棒冰的一般都骑自行车,车后架上架一只外面漆成蓝色的木箱,箱内四周铺垫着棉絮,一路骑一路叫:“卖棒冰咯,卖棒冰咯。”我们惊奇于棒冰也会“怕冷”,要用棉絮包裹,却始终搞不懂此中的玄机,但是这不妨害我依样画葫芦。大概是十岁那年的夏天,正是夏收夏种的忙月,我负责为父母送点心粥,正要出门,恰巧有卖棒冰的来。我掏零用钱买了两支棒冰,用纸包好,再找出一件棉背心,把棒冰放在背心中层层包起来,与点心粥一起挑到田头地角。割倒了半亩稻子,汗流浃背、劳累不堪的父母见到那两支硬邦邦的棒冰,脸上充满欣慰喜悦的笑容,但他们每人都只咬了一小口,剩下的,全都给了我。直到上了初中,我才明白,用棉絮包棒冰,是为了阻挡热空气,防止棒冰融化。
时光如流,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拂遍神州大地,人们的生活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棒冰的花样品种逾来逾繁多,几乎是脱胎换骨。早在二十多年前,糖精棒冰就已淘汰,红糖棒冰、白糖棒冰也因无人问津而销声匿迹,代之以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牛奶棒冰,此外,还出现了绿豆棒冰、红枣棒冰、巧克力棒冰、苹果汁棒冰、香蕉棒冰等等,真是不胜枚举。孩子们的嘴也越来越刁,有的嫌棒冰不上档次,专买冰淇淋。
我家从十余年前买了冰箱开始,每年夏天都批发来成箱棒冰,冷冻在冰箱里,随时可以取出来吃。但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闷热,我几乎每天都吃两枝以上棒冰,以此解暑降温,结果生了急性肠胃炎,痛得够煞,真是乐极生悲。此后,我们吃棒冰就有了节制。
如今在城里,消暑饮品数不胜数,加上房中有空调,棒冰就不怎么吃了,偶尔想起,也不过浅尝即止。
2、露天电影
● 吴宝华
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清辉如水。我骑着摩托车从一个村落边经过,远远地看见村外空旷的晒谷场上,正在放露天电影,那活动着的斑驳光影,遥遥传来的若有若无的声音,不由勾起我远年的怀想,三十年前观看露天电影的往事历历在目。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村还未出现电视的芳踪,村民文化生活匮乏,唯一娱乐方式便是看露天电影。不难想象,当得知村里放电影的消息,村民是如何欢呼雀跃,而那晒谷场上又是怎样的盛况空前。
放露天电影,最高兴的理所当然是我们一班毛头小孩,我们表达喜悦的方式,便是进东家出西家,把这个好消息散布给大家,有了我们这些义务宣传员,村里放电影的消息不用一个时辰便会传遍村里的角角落落。接下来,我们便耐心等待日落,而那太阳似乎成了蜗牛,慢得让人心焦。好不容易挨到日薄西山,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搬凳背椅到晒谷场上抢占好位置,回来就催母亲做饭,常惹得母亲笑骂:“真是急死鬼投胎。”
待到夜幕降临,我们已经在晒谷场上“严阵以待”。晒谷场上黑压压地全是村民,少说也有一千多人,人声嘈杂,人头攒动,那气势,那韵味,让人至今想来还神往。人们或坐或站,前边的多是孩子,干脆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后边看不见的便站到凳子上,还有的爬到银幕对面住户的阁楼上,居高临下地观看,迟到的,干脆站到银幕背后看,照样看得津津有味。电影开映前,雪白的光柱,投射到银幕上,一些孩子就站起来,用手做出各种形状,“播”一些自编的电影“序幕”。
看露天电影最怕的是刮风下雨。每当此时,人们不得不回家避雨,心中的懊恼和沮丧,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性急的一边悻悻然离开,一边还骂着天,骂着雨。但若是细雨霏霏,人们宁愿淋雨也要看完电影。我曾遇到好几次这种突发情况,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天,电影开映之前天就阴着,后来就淅淅沥沥地下起牛毛细雨,观众坚持着看,很少有人离开,直到电影放完,人们才心满意足地回家,我摸摸身上的衣服,早已濡湿了。
那一次到奶奶家看电影,带给我的快乐最多,我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春末夏初的一天,我到奶奶家作客,得知五里路外的一个村子放电影,叔叔们兴致很高,都说带我去看电影。早早地吃过晚饭,四叔、小叔就带着我出发了。一路上落日的余辉涂红四天的云彩,远山如黛,田野苍翠,麦子扬花吐穗,清香四溢,刚开的豌豆花更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让人心旷神怡。渐渐地暮谒四合,倦鸟归林,晚鸦啼叫,夏虫争鸣,我的心儿也随着晚风轻轻飞扬。那晚看了两部片子,我都看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
电影结束已是午夜十一点。回到奶奶家的路上,只见电筒光串成一条流动的彩链,煞是好看,四叔、小叔顺便在自家玉米田里掰了几个嫩玉米,回家煮起来作宵夜,吃着香甜鲜嫩的玉米棒,真觉得是世上少有的美味。正如鲁迅在《故乡》中看戏吃罗汉豆所感叹一样,我觉得此后再没有吃过这么美味的玉米。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三十年,露天电影并没有销声匿迹,但观众已是寥寥无几,千余人同看的盛况不再,然而露天电影有知,决不会惆怅,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正该为此欣慰。
只是每当见到露天电影,我的思绪总会飘回童年时光,心头漫漶着温馨的情愫,道一声:“露天电影,久违了。”
3、三 黄 鸡
● 吴宝华
孩提时代,玩累了,总喜欢蹲在树荫下,看一群鸡觅食。轻风拂树,流云无语,那便是留在记忆里的童年的最快乐的时光。
家乡的三黄鸡现在已是名闻遐迩,但三十年前,却还是名不见经传,养在深闺人不识。记忆里,每年母亲都会买一群鸡雏来养,多则二十来只,少则十来只。白天放养在外,任其在天井、台门、树荫处觅食。日暮时分,随着母亲一声“祖咯咯咯”的长声呼唤,鸡雏们便会争先恐后跑回家。母亲把米和水放在地上,供鸡雏享用。吃饱喝足的鸡雏会慢腾腾钻进鸡舍,挨挨挤挤成一堆睡觉。
日月双轮飞转,鸡雏也渐渐长大。某一天,鸡舍里传出“咯咯嘎,咯咯嘎……”的叫声,母亲便知道鸡下蛋了,喜滋滋地从鸡窝里掏出一只蛋,通常这只蛋比较小,蛋壳上沾有血迹,母亲说,每只母鸡下的第一只蛋都是这样,而这只蛋是最滋补的。我们不知此话真假,只是高兴以后有鸡蛋可以打牙祭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鸡有旦夕祸神福。”鸡最怕的是发鸡瘟。往往整个村子里的鸡接二连三发病,症状差不多,都是水米不进,缩头缩脖,无精打采地蹲在地角,然后鸡冠转黑,不消一两天,便会死去。这可能就是现在的禽流感,需灭禽、灭菌、消毒处理。但那时没有这么讲究,最多到药店买几粒药给鸡喂下,有时有效,但大部分是无效的,待鸡快死时,干脆宰了,扔掉怪可惜的,那就煮熟了吃,人们倒也平安无事。现在想来,那时鸡得的都不是高致病性禽流感,人们物质生活和科学知识的双重匮乏,也就察觉不到自己在铤而走险了。
逃过鸡瘟的鸡并非就福大命大。如果它们跑得太远,夜幕降临前不能回到家里。那么极有可能成为那些品德不良之徒的口中美味。生活的贫穷、物质的匮乏,使得一些人淡漠了羞耻感和自律心,对于一只送上门的陌生鸡,怎肯放过呢?记忆里,我家几乎每年都丢过鸡。
这般七灾八难下来,到了年底,能剩下三五只鸡就不错了。过年是农家最盛大的节日,说什么也得置办点鸡鸭鱼肉大快朵颐。于是杀一只公鸡,年三十晚上吃,也就在情理之中。家乡三黄鸡的美味,是深镌在我记忆屏幕上的一道风景。记得那时鸡肉煮熟后,天还未黑,那诱人的香味,让人馋涎欲滴。父母在过年时也特别宽容,只要我们想吃什么,一律准许自己动手拿。于是我左手碗,右手筷,自己去铝碗里夹鸡肉吃,吃完一碗还想吃一碗,直吃得头上冒汗,嘴上冒油。等到年夜饭上桌,我早已饱得撑不下了。只好象征性地掰一点馒头,吃了赶紧去找伙伴们玩。
三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们搬了家,已不能养鸡,菜场里鸡鸭任人买,但那些是外地鸡,肉质如柴,肉汤淡而无味,于是我更加怀念三黄鸡,却是有钱也无处买,因为人们生活富裕,养鸡也只是自己尝鲜了。后来在超市看到有包装的三黄鸡肉卖,价格是贵了点,但我立刻就买下来,回家一尝,果然美味。不过那是鸡场养的,跟童年三黄鸡比,终究差一点。
作家简介:吴宝华,浙江仙居人,生于197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