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父 亲

文/爱莲说（新疆）

01

“父亲是儿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

曾几何时，这首《父亲》被酝酿成了一壶老酒，越喝越上心头！
我来自农村，生长在多彩贵州的一个小山村里。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山里娃，儿时与父亲的交集就如同歌中所描述的场景。
那时父亲很忙，忙着耕种那一亩三分的水稻田，那是我们一家人的生计。小小的我就如同一根小尾巴，跟随在父亲左右，因为我知道 走不了几步，父亲便会让我爬上他肩上扛着的木犁，一边吆喝着大水牛，一边同我讲些不知名的小童话。
春耕最让我欢喜，父亲赶着水牛把闲置一冬的稻田翻开，被翻起来的土块下总是藏着冬眠后刚刚苏醒的“田鸡”(也就是青蛙)，父亲捡大个的捉住，用草绳绑了一串交给我看管，小小的我也最喜欢这项看管田鸡的任务了，赶紧搬来土块和石头，磊个小屋把它们圈起来，保证一只不少。
因为晚上回家后，父亲会把田鸡剥了皮洗干净，母亲在每只田鸡上放一小块猪油，上锅蒸熟，撒上盐，一盘清甜可口的田鸡肉便成为当晚餐桌上的珍馐。
记忆中的水牛也是那么的听话，它随着父亲的吆喝，有节奏地拉着木犁，饿了 ，便捞一把田边野草；渴了，父亲便牵着它到田边水坑饮一气。
黄昏时分，我们收工回家，父亲提前把满身泥巴的我放到木犁上，他扛着木犁，我扶着犁把，大水牛迈着稳健的步伐在前边开道……
蜿蜒的山路上空，响起牛蹄的哒哒声，还有父亲教与我的小童曲：“月亮堂堂，骑马烧香，烧死鹅大姐，气死豆糖娘……”

02

我们家总共四个孩子，两个姐姐和我，还有一个小我五岁的弟弟。
八十年代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根深蒂固，这点，单单从他们的言语中就能体现出来。村里谁家要是生了孩子，老人们便会互相打听，若是那家生了个女孩，听者便淡淡地应道：“哦，生了个割草干农活的啊，挺好。”若是那家生了个男孩，听者便会稍带欣喜的神色道:“哦呦！一下就生了个读书郎，可喜可贺啊，过两天该请我们吃‘洗三粑’喽！”这时候，旁听的人家里如果有男孩，倒是不觉得有什么，要是家里只有女孩的，便会低着头红着脸快速走开。
而我的父母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接连生了三个女孩后，遭到我祖母的嫌弃和村里老人们的挖苦。为了堵住悠悠众口，父母铁了心一定要生个男孩，于是每逢节日供奉祭祖时，许愿便成了父母的重头戏。终于，在我五岁那年，我的弟弟出生了。家里男孩是有了，可从此父亲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为了养活四个孩子，父亲在农忙时白天干农活，晚上进山贩树，说是贩树，其实就是卖苦力——几个人相互作伴，连夜翻十几里的山路去林场买树，扛回来后卖给木材加工厂赚点辛苦钱。因为买的不多，所以林场管理员总是格外开恩，按每棵树八块钱卖给他们，然后自己挑选自己砍。为了能卖个好价钱，父亲总是挑那些个头大的树砍，而且一次就要买两棵树。回家时，别人只需扛着树慢慢走，天亮之前赶到木材加工厂就行，可父亲得来回赶趟，往往是别人休息时他赶回去搬另外的一根，回来时再跟大家一起走，中途几乎没有休息。赶到鸡叫前，他们把树扛到木材加工厂，看树论价卖了后，别人辛苦一夜能挣两块五毛到三块钱，而父亲因为会选树也舍得出力，一夜辛苦下来能挣六七块钱甚至八块钱。这笔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它可以作为我们家两个月的油盐酱醋的生活开销，也可以用来买上几头小猪仔，为来年的副业收入打下基础。
贩树虽然挣得多来钱快，但是却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熬着夜透支着身体来干活，就算是铁打的身体也受不了，于是父亲在农闲时便做起了石匠。
贵州山多石好，农村的房子都是用就地取材的石头盖的，用一米以上的条石打地基，五十公分左右的方石垒墙，房顶也是两公分左右厚的石板逐层压边而盖的。受雇的石匠得在房屋选址的附近开山取石，然后再两人一组用绳子和撬杠把石块运到工地待用。父亲为人实诚又心灵手巧，往往作为石匠队长受雇于主家，从量地下基到垒墙刻画再到上梁封顶都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在十里八乡的石匠界里也是小有名气的。
起房造屋乃是人生大事，在八十年代的农村更是如此，一家人辛辛苦苦半辈子，所攒下下来的钱也只能勉强够盖一所房子。父亲深知乡邻的不容易，因此他在干活时总是从主家角度出发，为主家省最多的钱干最好的活，比如房子取材何地以及怎么取可以缩短工期；再比如根据工程量来衡量，比较石匠们的工资是按天工还是包工算可以做到主雇双赢等等。房屋盖好后，父亲还会花上两三天的时间雕刻出一对龙凤呈祥的石凳送与主家，为主家讨个吉利。
石匠是个相当出力的工作，开采出来的石头得一锤一凿的凿平整，然后两个人一组，把加工好的大石头抬到相应位置下地基或垒墙。打基础时还比较容易，随着墙垒得越来越高，石匠们凿刻好的大石头，就得通过简易脚手架抬上高墙，一块大石头少则一百来斤，多则二三百斤，所以在抬石头时必须喊着号子同时发力，否则发力晚的那个人会因承受不了因倾斜而带来的大部分重量而把腰扭伤，往往干完一天的活后石匠们累的腰都直不起来。
渐渐地，年轻点的或是吃不了苦的石匠都改了行，有的南下打工，有的做起了小生意。只有父亲和他的几个年长的伙计们一直坚持着，他们有的是年龄大了工作不好找，有的是手艺好有名气，舍不得丢下这鸡肋似的行当。我想父亲应该属于后者，因为做石匠对他来说，既是一份能养活家人的职业，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爱好，即便这份职业的收入微薄，即使这个爱好把他累出一身的病痛。但直至现在，每每谈起他的石匠生涯，父亲的神情依旧无比自豪。

03

因为村里人普遍重男轻女，所以女孩们大多小学毕业就被迫辍了学，小小年纪的她们有的在家帮忙干农活，有的跟随别人南下广东卖茶叶，小小的身体穿着我们当地特色的宽袖长衫，担着几十斤重的茶叶担子，走街串巷的叫卖。而由她们所挣回的钱，最终不是用来供家里兄弟上学就是用来为家里盖房子，以便兄弟们长大了娶媳妇用。
相对于村里人，父亲仿佛就是个异类，因为在他的观念里，男孩女孩都有自己的人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即便家里不富裕，但我们姐弟四人不论是谁，都必须上学，如果谁要实在是不想上那也得中学毕业后才能另谋出路。正因为如此，小学毕业后我才得以继续上学。为此，我的堂叔伯们几次三番劝告父亲说:“家里小子上学是天经地义，但几个女孩就别再上了，现在上再多学，长大也是别人家的人。依我看让她们也下学来挣钱贴补家用，你也不用再那么拼命。”但父亲从来不为这些话所动，依旧我行我素起早贪黑的为我们奔波。
2003年，我以616分的中考成绩考上市里一所重点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却没有预料之中的那种兴奋，心里反而幽幽的升起一丝忧伤。因为我的中考分数刚好在重点高中的录取线上，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而当时那所学校有个“宏智班”，据说那个班是由一位企业家资助，招生对象是困难学生，不仅学费全免，而且每月还有120元的生活补助。但“宏智班”的分数整整比我的分数高出70分，也就是说我要进那所高中就得自费，每年学杂费，住宿费加起来都要几千块，那么多的钱，靠父亲一锤一凿地去挣，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凿出来。思索良久后，我决定把那张通知书暂时藏起来。
晚上父亲收工回家，进门后一改往日的疲惫相，笑着问我通知书拿到没有，我说因为填志愿时我只填了一所学校，今年那所学校录取分数线太高没考上，所以没有通知书。说罢我把头低得不能再低，几颗泪珠不争气地掉了下来。父亲见状瞬间收敛了先前的微笑，转而一副严肃表情，厉声问到:“是路上弄丢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刚刚从你们学校路过，听高老师说你考上了，通知书也给你了，高老师是我的老同学，他跟你们班主任又是好朋友，不会弄错的，你说到底咋回事？”眼见事情瞒不住了，我紧紧地咬了咬牙，把快要奔涌而出的泪给憋了回去，颤声说到:“那所学校一学期两千多，太贵了。”“贵不贵咋了嘛，只要你能好好上出个名堂，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父亲生气地吼道。我不敢违背父亲，最后只得乖乖交出那张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
父亲接过通知书看了又看，又叫来母亲并把通知书读给她听，然后转而对着我，温和地说：“我晓得你的心思，但是这样的高中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家里虽说困难，但是我拉拉借借还是能凑齐你的学费的，你只管上你的学其他的不要担心。”说罢，父亲又长长地叹了口气道:“我当年要是也能上高中的话，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父亲年轻时是个妥妥的学霸，他一边上学一边帮父母干活挣公分，学习照样名列前茅。据说他本来考上了高中，但名额被村里的妇女主任偷偷顶下给了自己儿子。后来父亲知道这事后还跑到村委会大闹了一场，回来后一病不起瘦了一大圈，但终究还是与他的大学梦无缘。而那个顶了父亲名额的妇女主任的儿子，冒着个假名上了几天高中后，自知不是那块料，于是卷了铺盖回家继续混日子。
父亲心里苦，可他从来不对别人说，只是偶尔憋得慌才向母亲倾诉几句，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她却是个聪明善良又识大体的人，父亲说什么她都愿意听，而且每次听完后她都会为父亲愤愤不平地骂上几句，而后又耐心地开导和安慰父亲。也许正因为有母亲多年的陪伴和开导，父亲渐渐淡化了对当年的妇女主任的仇恨，后来在老人去世前夕，他还特地去看了她，跟她说了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话。
那年八月，父亲借遍了亲朋好友，几十块几十块地给我凑齐了学费，还特地请二舅给我打了个漂亮的木箱子。开学那天，父亲因为活计忙没时间送我，我独自背着一木箱行李，按通知书里附带的地图一路询问找到了学校。
那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的高中，一进校门，我立刻就被学校的一栋栋古朴典雅的建筑，和一棵至少一百五十岁的古色古香的老槐树，以及一块立于民国建校初期“勿忘国耻”的石碑所震撼！带着万分的崇敬伫立良久，当我回过神来，身边已挤满前来报道的新生和送行的家长，他们里面也有许多父亲。“父亲真应该来看看”我心里想，因为如果当年父亲的高中名额没有被人冒名顶替的话，或许他也会作为莘莘学子中的一员，徜徉在这古朴典雅的校园，并从这里走进他的大学梦。
父亲走进我的高中校园时，已是我高中毕业离校之际。那天他是特地告了假前来帮我搬行李的，因为高中三年所读过的书本有很多，而父亲是个爱书的人，除了一些草稿试卷之类，其余的他都留下了。父亲装了两蛇皮口袋书，加上那个木箱子一起组成一个相当有分量的但担子，他挑着往前走，我则拎了一点简单行李在后面跟着，看着不远处父亲挑着担子的背影，我不禁鼻子酸溜溜的——那原本伟岸矫健的身躯，如今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有些佝偻；原本健步如飞的他不知何时起走起路来竟有些蹒跚……“老爹！”我突然叫住了父亲，他停住脚步回头看了看我，我急步走上前，固执地从他担子上取下木箱子抗在肩上道：“天快黑了，怕赶不上车，我们一人拿点，走得快。”父亲见拗不过我就只好作罢，但在他的脸上分明掠过一丝微笑。父亲笑起来时，岁月在他的眼角和额头绽开朵朵鲜花。

04

后来我上了大学，创了业成了家。生活不说富裕吧起码还过得去，因为我是远嫁，爱人体量我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亲人，于是几次三番的想接父母过来一起住，但是都被他们拒绝了。母亲是丢不下弟弟的几个孩子，因为弟弟和弟媳都在忙各自工作，孩子们出生以来都是母亲在带，小家伙们虽然都已上学了，但早晚都得找奶奶，而母亲也难以割舍下那浓浓的祖孙情；父亲则表示自己从来都没离开过家，他怕过来后水土不服。其实我知道父亲不是怕水土不服，而是他的家在哪根就在那，他不想拔根而起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生活。人嘛，年龄越大对根的依恋更重，更何况那条根还是由他所起的，并且那条根上还错综盘绕着三条年轻的根，枝脉相连。
考虑到这些，我们也就尊重父母的选择，只好时常联系着，听听他们的声音，视频里看看他们逐渐老去的容颜。每年春节便带着孩子一起回去看看，给孩子们讲讲他们外公外婆的过往。
如今，父亲已年逾花甲，往日的威严也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温和，慈祥的老人模样。他依旧做着石匠，只是不再是给人盖房子，而是在给孙子孙女雕刻小石桌，石凳；父亲还喜欢上了做木匠，他照着自己的回忆，给孩子们做出带轮子的小牛，小马，大公鸡……尽管孩子们明显更喜欢市面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塑料或橡胶玩具，但父亲依旧乐此不疲。
偶尔打视频过去，还会看到他拉着小孙子的手，教他唱那首我所熟识的儿歌：“月亮堂堂，骑马烧香……”只是现在没有了牛也没有了木犁，不知道父亲还会不会在春日里，领着他的孙子孙女们去田里捉田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