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莉卡二千多年前，淮南王刘安，聚集了数千名“俊伟之士”，于古都寿春（今安徽寿县），纵论天下兴亡，探讨学术方技，寻求治国良方，终编成了一部文化宝典《淮南子》，以其深邃思想、透辟理论，集道家之大成，成独树一帜之言，被称为“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论，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是“文宗秦汉”的典范之作，梁启超说它是“博大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今天，我们就走进《淮南子》，来了解一下有关是非观的论述，领略《齐俗训》篇中的是非观的精髓。
首先，认为对“是非”的判断是基于人为的因素，是主观作为。所以就有了“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之纵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下的“是非”是没有办法确定的，世上的人各自认为自己的“是”才是正确的，而他人的“是”是不正确的。也就是说天下的“是非”是以己划线的，正因如此，才有了“天下是非无所定”论。比譬说，《老子》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之论，作为宽容之人的解读是“不要多次挠动”，作为苛刻之人却说是“多次挠动，达到盐醋合味才能停下来”。两种烹鱼方式被喻治国，谁是谁非就变得难有定论了，全在人的喜好与治理的成败上。显然这种“是非”不定论，是唯人唯结果而论。事实上，现实中确有一时不能明了的“是非”，或者是难有定论的“是非”，这是由于人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和事物发展中的阶段性所造成的，“是非”只在于人的利己一时之判断。
其次，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在于人的心理意愿，与正确与否关联不大。所以就有了“所谓是与非各异，皆自是而非人”之观点。也就是说，人们所认为的“是”与“非”各不相同，都是自以为“自是”而他人“非”，追求合意的“是非”自然就成了人们的向往结果，于是自身就成了“是非”划界的标杆，喜好就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这样导致的结果可能就会有：合乎自己心意的不一定是正确的，背离自己心意的不一定是错误的。这是因为寻求“是”的人，不是在寻求正确的结果，而是在寻求符合自己心愿的东西；抛弃“非”的人，不是在除去不正确的途径，而是在抛弃背离自己心愿的结果。于是就有了“忤于我，未必不合于人也；合于我，未必不非于俗也”之现象发生。《齐俗训》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春秋时，有一天，孔子的弟子密子接见了一故旧宾客带的一班人，等到这一班人出门后，密子对故宾说：“你带来的宾客中有三个过失：望着我发笑，这是简慢的表现；谈话却不称赞老师，这是背反师道；交接浅而谈的深，这是扰乱政事。”故宾却回说：“望着你而发笑，这是恭敬的表现；谈话中不称颂老师，这是变通的做法；交接浅而谈的深，这是忠诚的行为。”在这里是与非的结果却因人的站位看法相异而大相径庭。显然，“是非”结果不定论，源于“是非”正确与否无关论，人们的心理意愿就成了判断“是非”的标准，这自然可能与事实上的对错相背离，给人以产生诡辩之可能、判断失误之现实。
第三，认为“是非”最理想的状态是：“是”为没有不正确的东西存在，“非”为没有正确的东西存在，这才是真正的是非观。但这种将“是非”绝对话的论调，在现实中是难以存在的。这是因为“是非”是受到局域性的限制，在此正确在彼未必正确，更还有大小之别，小的正确大的未必正确。《齐俗训》中也举了一个例子：说春秋时，一天晋平公说话不好听，引起了乐师师旷的愤怒，举琴就砸向平公，琴越过平公衣袖而砸到墙壁上。左右的人要把砸坏的墙壁补上修好，平公说：“留下它！用它来记载我的过失。”孔子听到这件事说：“平公不是不痛惜自己的身体，是想要以此使天下直谏之士归附啊！”韩非子听到后却说：“大臣丧失礼节而不杀他，这是放纵过失。平公不能称霸，是有原因的了。”这就是“是非”中的正确之别，有人认为“仁者爱人”治理天下取悦人心的重要，有人却看到了依法治国图强的必要。显然，这里有关“是非”的客观性论述，因个人的视野不同而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是与非就成了因人而异。
千年已逝，时代变迁。变的是对是非观的认识，不变的是“是非”真实的客观存在。《淮南子》中的是非观，虽有唯心的成份，但“是非所不定”，标准所不定，也确是一种社会现象，从人们的心理意愿上来讲，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有其合理入情的一面。是即是，非即非，简单明了，受人的认识局限性和事物发展的阶段性之影响，现实中又有多少能够一时就能泾渭分明的呢？更何况既使到了“盖棺”之时仍然有不能定论之事。所以采取扬弃的态度对待古时的是非观，是我们应有之态。唯有这样对接传承传统文化思想，才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省直机关退休人员，在家以读书为乐，近年内重拾旧时雅好，不时写点扎记、散文、随笔、诗歌等，先后在多家微信公众平台上发文二百余篇。
